元月5日，台大校長遴選委員會經兩輪投票，選出管中閔擔任新任校長。曾擔任藍營政務官的「管爺」預期應該今天就任校長卻無法就任。
管中閔當選校長之後，爭議風波不斷，先是民進黨和時代力量的立委質疑管擔任台灣大哥大獨立董事，與台大校長遴選委員之一、台哥大副董事長蔡明興有利益衝突，因此針對教育部提出主決議，要求「教育部應該要求遴選委員會釐清疑義，否則不得進行後續聘任」；接著民進黨立委張廖萬堅更指控管涉及論文抄襲；在遴選委員會開會認定兩項質疑不成立，並且民眾普遍對綠營以政治力介入表示強烈反感之後，立委撤消了對教育部提出主決議，也不再多提論文抄襲案，但是一些偏綠的媒體繼續對管糾纏不休甚至惡意抹黑；最可嘆的，不少教授，過去多有明顯親綠色彩，站出來質疑及反對管中閔擔任台大校長；至於教育部，照理可以不理一些無端的指控，卻一再要求遴選委員會提出說明，因此延遲了新校長的就任。
最近筆者讀了兩本哲學領域的書：「哲學能做什麼？公共議題的論辯與思維練習」和「當西方哲學壓向中國思想—两種相反思維的祕密」。前者是Gary Gutting所寫「What Philosophy Can Do」的譯本，Gutting是知名哲學教授，在紐約時報發表許多文章，以哲學思維論辯公共議題，其書是他文章的集合和擴充。後者的作者孫大駱則比較傳奇，他只有中學學歷，生活於大陸的社會底層，完全是自修研讀中西哲學典籍，其書竟評論了從古至今的許多中西哲學理論與思想。
我對中西思想的比較很有興趣，因此更關注孫大駱先生的書，而Gutting教授的書則提供了一個對比。Gutting教授對於哲學的價值相當謙虛，在他書中指出討論公共議題時，每個人心中都有一些基本信念，哲學的邏輯思維讓我們清楚彼此的基本信念及衍生出的結果，使公共議題的辯論理性而有意義，因此更容易獲得共識，即使不能獲得共識，也能認清及諒解彼此的底線。
台灣大砍公教人員的退休年金，立刻就發現公立大學的教授都在被砍之列，擔心優秀教授出走，並且再也聘請不到高水準教授，教育部趕快推出一些方案替優秀教授加薪，其中最受矚目的是玉山學者計畫，被評為「玉山學者」的高科技頂尖人才可以獲得650萬年薪，逼近美國一流教授的薪資。教育部這樣的大動作很有魄力，真有助於大學的高科技研究嗎？
玉山學者的年薪650萬，大約是一般優秀教授年薪(包含主持研究計畫等所有收入)的三倍以上，這樣異乎尋常的高薪面臨兩個問題：首先，如何評定選拔玉山學者？其次，這樣的高薪大概不可能是長期、無目標的，總要看任職的表現而定，如何評定玉山學者的任職表現？兩個問題是同一問題，如何評定高科技頂尖人才？台灣一般是請國外的頂尖人才協助評定，這裡的一個問題是，國外的頂尖人才是否了解台灣的需要？更困難的問題是，人才的評定只能根據過去的表現，高科技領域變化快速，頂尖人才過去有頂尖表現，但是未來未必還會有頂尖表現。換言之，玉山學者的投資並不容易立竿見影地回收，以下舉國內外的兩個例子，呈現這樣的困難。
不久前，一個女作家因為多年前和補習班名師的不倫，承受不了長期的煎熬，而自殺身亡。由於女作家曾在她的著作裡，不指名地敘述了她和一些類似女孩的遭遇，這起事件形成軒然大波，很多人同情女作家、譴責補習班名師，並在女作家的書中和網路上，遍尋各種線索，希望拼湊出事件的全貌，甚至希望以這些線索法辦補習班名師。
政府對事件的處理相當荒腔走板，一開始說事涉隱私，不得揭示當事人的姓名，後來隨著關心事件、同情女作家的人越來越多，當事人的姓名根本不可能隱藏，政府又改口說，揭示當事人的姓名不違法。政府官員對法的理解前後不一，令人感覺就只是無能而已。因為很多人同情女作家、譴責補習班名師，一些政治人物也加入獵巫行動，推波助瀾，以討好選民，於是當事人之外的許多補習班名師都被波及，有些名師出面自清，另有些名師則趁機互相指控，呈現出補習班之間惡性競爭的一貫醜態。
我主修數學和電腦科學，一輩子的工作都在這方面，屬於自然科學。大概因為家族算得上是書香世家，工作之餘我一向喜歡閱讀一些人文社會方面書籍作為消遣，而退休之後，我更有時間徜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幾乎達到手不釋卷程度(可惜現在眼力退步，不敢持續閱讀而不休息)。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都對我有吸引力，兩者卻有很大差異，在此簡單陳述我的不同感受。具有堅實的自然科學基礎，我對人文社會科學的感受大概不同於一般專習人文社會科學者。
自然科學放諸四海而皆準，是具有普遍性、一致性的真理，而人文社會科學卻少有普遍性、一致性，例如經濟學家常被調侃「十個經濟學家會有十一個不同的經濟論點」，其他人文社會科學也多半類似經濟學，專家之間常常觀點不一樣，這大約是政府施政總是有褒有貶、有話可說的原因。
蔡政府推出「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希望鼓勵高中職畢業生先就業，未來再決定是否要念大學，參加方案的畢業生可以獲得政府每月一萬元、最多三年的補助，補助款存於「就業儲蓄帳戶」，畢業生未來無論就學、就業或自行創業都可提領。這項政策各方意見不少，能有效益嗎？
外界對「就業儲蓄帳戶」方案的批評多集中在政府所開出的職缺，很多職缺屬夜班、輪班，算不上優質，對年輕人的發展前途無益。其實，這些職缺有些像幾年前金融海嘯高峰時，政府為了降低失業率而擠出來的職缺，因計畫而設事，有職缺而無實質，恐怕只是消化公帑而已。
我先修習數學，後轉念電腦科學，仍和數學有關，一直在學術機構和大學工作到退休，始終離不開數學，可以說一輩子靠數學吃飯。台灣學生一般在數學上花很多工夫，多數頗為數學所苦，數學到底是什麼？與其他學科有何差別？
台灣的經濟已經沈悶很久，大家都知道台灣需要產業升級，政府也一再呼籲創新、鼓勵創業，但是似乎效果有限，常見的創業只是開一家有品味的咖啡館之類，增加一點小確幸，無補於經濟的大局，問題出在哪裡？
這裡所說的創新可能是技術的創新，也可能是商業模式的創新，可能包含學理上的創新，但絕不只是學理上的創新，而是要有市場價值的創新。
近幾年媒體不只一次報導，大陸的大學生似乎比台灣的大學生用功，觀察家在學術界多年，和一些同僚談起這個議題，多有相同感覺，大學生是社會未來的支柱，不用功把專業學好，實在令人心憂。
在過去兩岸交流較少的時代，我們多半拿台灣學生和歐美學生比，台灣大學生一般不如歐美大學生用功，我們相信其原因在於，台灣中學生的競爭壓力遠比歐美中學生大，進入大學以後，因此傾向多放鬆一些而不用功，可以說是情有可原，上述因果關係看似合理，然而現在對岸中學生的競爭壓力絕不比台灣的中學生小，為什麼進入大學以後，他們卻比台灣的大學生用功呢？
包括觀察家本人，早年台灣出國留學的人相當多，甚至有「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順口溜，留學生唸完書，無論立刻回台灣，或是在國外工作一段時間，再回台灣或間接幫助台灣，如提供諮詢等，都對台灣頗有貢獻，但是近一、二十年，學生出國留學的風氣大減，以現在的世界越來越全球化，無論業界或學界，都很需要引進國外的技術和經驗，有國外經驗的人卻是越來越少，對台灣非常不利，為什麼會這樣？
台灣學生出國留學的越來越少，最主要的原因是留學競爭越來越激烈，舉例來說，早年可能前百分之十的大學畢業生都能申請到美國正牌大學的研究生獎學金，現在因為中國大陸大幅開放，申請留學的學生大增，只有台灣前百分之一的畢業生才能申請到研究生獎學金，申請不到獎學金，大部份學生(和家庭)負擔不起美國高昂的學費，於是選擇不出國留學。除了競爭激烈，台灣學生的英語能力普遍不佳是留學競爭失利的一個重要因素，台灣的英語教育只重視文法結構，多忽略實用的「聽」、「說」和「寫」，使學生的英語能力競爭不過香港、新加坡和歐洲學生，對出國留學形成障礙。
姪兒在唸碩士班快畢業了，考慮繼續進修博士，問我的意見，我和姪兒的專業都屬科技但差距頗大，無法判定他是否適合唸博士，基於我對台灣學術界的了解，我給他的建議是申請美國大學的博士班，而不要在台灣唸博士，理由是台灣的博士班招收學生太寬鬆，進得去不表示你適合唸博士，對比之下，美國正牌大學招收博士生嚴謹得多，要進去不容易，但是進得去就表示你多半適合唸博士，可以唸得好，畢業因此不愁出路。
台灣的博士班入學容易，但是很多博士生唸六、七年才能畢業，以碩博士總修業時間來看，約比美國博士生多花兩年時間，唸得長不表示學得多，反而表示唸得不好、難以畢業(雖也有例外)，難怪畢業後產生很多「流浪博士」。博士生修業時間長、難以畢業，可能是本身的能力不足，也可能是指導教授的能力不足，若是後者，則教授應該減少指導博士生，無論如何，招收過多的學生唸博士，都是人力資源的錯置，也使大學的效益低落。
大學是學校，應該重視教學，似乎是天經地義，但是台灣的大學卻有不同考量，後段大學面臨學生不足，招生因此比教學重要，前段大學不缺學生，但研究比教學受重視，不論什麼樣的大學，都不大重視教學，受害的當然是學生，無怪乎大家總抱怨大學畢業生程度不好。後段大學面臨少子化，需要轉型甚至被淘汰，已在日前文章探討，本文因此只考慮前段大學的狀況。
台灣前段的大學為何重視研究，超過教學？首先，教學是大學教授的本職，這部份的薪資一般是固定的，幾乎人人相同，不受教學是好或是壞的影響；教授的薪資會有差異，主要取決於其研究成績，研究成績好的會有額外的研究獎金或執行研究計劃津貼，教學不影響薪資而研究會，教授自然重視研究，超過教學。其次，教授的學術地位主要取決於其研究成績，若要升職或擔任主管，主要也是看其研究成績，而非教學成績。其三，教授的研究會產出論文，較容易評估其成績，而教學的成績不容易評估，因此不受重視。
教育部日前宣布，在23所申請調漲學雜費的大專院校中，有9校通過審查，各校的漲幅不超過2.5％。台灣一向強調平民化教育，調漲學雜費成為敏感話題，教育部總是儘量壓抑大專院校調漲學雜費，造成各校所收的學雜費金額非常接近，但一些關心教育社會團體仍不滿意，另一方面，教育部卻希望提高大專水準及各校各有特色，「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兩者實難兼顧。
大專院校該收多少學雜費沒有個定數，以美國的一些名校來看，學雜費再高，還是有很多人擠破頭想進去，學校該收多少學雜費取決於它的教育品質和名聲，也要看它的專業領域，有些專業領域需要較昂貴的設備投資或實驗器材，自然需要較高的學雜費，台灣不需要倣效美國大學的高學費政策，然而學雜費差異化才能使大專院校提高水準、有自己的特色。
研究應該重質不重量，台灣卻幾乎是反其道而行，學術研究量的擴充大概是起於早年政府常參考先進國家的研發投資佔總預算的比例，總覺得台灣的研發投資比例遠低於先進國家，於是加速擴充大學和教授/學者員額，另一方面，為了迅速提升研究水準，以多種方式鼓勵、獎勵教授/學者發表學術論文，因此產出大量的博士和學術研究，短期之內對研究水準的提升是頗有功效，但是很快就達到上限，近年再也很難進步。
研究的質為什麼比量重要？看一個大家都有感的例子，網際網路改變了全世界，當初網際網路的發明是一個年輕電腦科學家Tim Berners-Lee所獨立完成，其貢獻比一千篇一般的學術論文加在一起還大得多。觀察家多年前攻讀博士時，曾經問指導教授，博士論文大約要寫多少頁，指導教授笑著回答：「據說(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的博士論文只有五頁，不過一般的博士論文通常有幾十頁、上百頁」。量不重要，質才重要。
前兩天在科技部的學術諮議會上，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經費分配的比重成為討論的焦點，科技部長徐爵民的觀點是，未來要著重「可解決台灣社會、經濟、產業問題」的研究，部分對台灣不重要的研究不再是補助重點，前國科會副主委孫以瀚和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則強調基礎研究的重要，認為目前政府投入基礎和應用研究的經費約為二比八，在企業只投入應用研究的情況下，科技部應維持此比例，不可再減少基礎研究經費。
台灣政府投入不少經費在學術界(主要是各大學)的科技研發上，當然希望有助於社會、經濟、產業的提升，但是似乎一直成效不彰，是因為經費不足嗎？還是另有其他原因？照理說應用研究較能直接幫助社會、經濟、產業，因此該再增加應用研究的比重嗎？
台灣經濟不振已經近十五年，經濟學家開出的藥方主要是，與各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包括和中國大陸的服貿和貨貿協議等，自由貿易協定讓各個經濟體更有效率，每個國家生產自己相對擅長的產品或服務，其他產品或服務則採取進口，會比自己生產成本降低，因此自由貿易的關鍵是產業競爭力，競爭力強的產業可以大量外銷，競爭力弱的產業則被進口取代，台灣的產業競爭力強嗎？台灣人一般很認真努力，有基本的競爭力，但是現代工商業work smart比work hard更重要，work smart要靠教育，包括學校教育和學校以外的社會教育。
台灣經濟成長停滯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創新不足，特別是高科技業創新不足，高科技業的新創企業無論是家數，還是投入的資金都偏低，新創企業少，無法刺激已有企業創新和升級，因此經濟成長趨緩。媒體近來關注這個議題，特別是這兩天，中國阿里巴巴的馬雲宣佈100億的創業投資基金，更成焦點，高科技創新和教育、社會觀念都有關聯，讓我們藉機看看高科技創新不足背後的原因。
新創企業少有其社會因素，現在的年輕人受其父母輩的照顧比較多(甚至成為媽寶)，多習慣於安逸的生活，創業的動機本就比較低，若想要自行創業，父母多半不贊成，通常會警告子女，創業很辛苦，壓力非常大，失敗的比例高，不如進入成熟的大企業，逐步升遷，生活比較穩定可靠，這樣的說法對多數人可能是對的，卻可能遏殺了少數適合自行創業的人。
台灣有太多大學，不是好現象，雖然前文「如何讓大學退場？」提出辦法，讓經營成效不佳的大學退場，這不是短時間可以達成，我們還是得先面對大學太多所產生的問題，因為大學多，台灣百分之八、九十的中學生畢業之後，都進入大學，因此大學生的程度差距非常大，當學生的程度差距這樣大，因材施教就非常重要，但是很多大學似乎都做不到這點，造成大部份學生跟不上老師的教學，本來程度就不太好的學生更是雪上加霜，什麼都沒學會，實在可惜。
觀察家在大學任教，多年來或專任、或兼任，曾在頂尖公立大學、也曾在一般私立大學授課，發現在同一科系，每個大學的課程規劃都差不多，例如很多大學都有資訊工程學系，都有「資料結構」的基礎必修課，都是3學分，每週上3小時課，然而頂尖大學和一般大學的學生原本的學業程度卻差很多，同樣的課程內容，花同樣的時間，頂尖大學的學生學得會、學得好，一般大學的學生做不到，是很正常的，頂尖大學的學生一學期同時修習5門課，可以每門課都學得不錯，一般大學的學生同時修習5門課，很不容易學得好，學業基礎和天分都不如頂尖大學的學生，何能期望他們達到同樣的目標？這是揠苗助長，看似學了很多東西，但是每樣東西都一知半解、沒學會，為什麼不因材施教，讓程度一般的學生少學一點，但真能學會、學好呢？
觀察家在大學任教，最難過的事情是，有些學生還算認真，但就是學不好、學不會，於是學生越學越沒興趣，老師也沒有成就感，其實是學生選錯系、入錯行了，但是不太容易改變，只好硬撐四、五年混畢業，勉強畢業以後，本行的專業能力不足，也沒興趣，於是只能找其他的頭路，上大學只拿到文憑，沒有專業，四、五年時間幾乎白費了。
台灣的學生念大學，通常都在入學時就須選定主修科系，很多學生在入學時並不清楚各科系要學些什麼，更不知道自己的興趣在哪、擅長什麼，多半是選讀就業前景比較看好的科系，等讀了一、兩年，表現不佳，才知道自己興趣不合、讀錯系，大學雖有轉系的機制，但是並沒有太大效果，每個科系都希望收較好的學生，因此會制定轉系的成績門檻，然而大部份興趣不合、讀錯系的學生成績一定不佳，多達不到轉系的門檻，無法順利轉系，就成了「男(女)怕入錯行」的犧牲品。
台灣一般從國中一年級開始學習英文(近年提早到小學三年級)，一直到大學，英文還必修一年，至少學了七年英文，但是大學生英語對話的能力仍然相當有限，落後新加坡和香港學生很多。近年台灣的人均所得落後新、港越來越多，雖然新、港是城市經濟體，與台灣有些不同，英語能力恐怕是台灣競爭力落後的主要因素之一。新、港曾是英國殖民地，英語的底子比台灣好，但是歐洲很多非英語系國家，不曾被英國殖民，其國民的英語普遍仍很流利，關鍵不是被殖民，是英語教育的問題。
語言教育包括聽、說、讀、寫四部份，小孩學習母語大致是照這個順序，台灣學生學英語卻只著重「讀」，讀懂英文句子和了解句子結構(即文法)，「寫」會練習一點點，近年開始有「英聽」測驗，但是目前大學只有少數科系採計「英聽」成績，「說」則未列入考試，沒人在乎。從小孩學母語的順序來看，「聽」和「說」似乎比「讀」要容易，例如一般對話所需要的字彙沒有讀文章所需要的多，不只英語，學生的課程多強調「讀」，比較枯燥乏味，「聽」和「說」有人際互動，比較活潑有趣，此外，「聽」和「說」比「讀」和「寫」實用性高，例如來個老外，對話是最基本的，我們的英語教育捨棄實用而容易、有趣的「聽」和「說」，只著重「讀」，是不智之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