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政府正在開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現在是五個分組的分組會議階段，最後再有總結會議。司法改革的討論既專業又比較枯燥，因此媒體報導不多，媒體質疑較多的是分組委員的選拔標準為何，竟有因殺人罪判刑十二年、服刑八年的前受刑人受邀擔任分組委員，又有分組委員不負責任地公開說「法官或檢察官還會收錢的大概在百分之五至十之間」，這樣品質的與會委員讓人實在不抱多少希望。
台灣司法的問題很多，最受詬病、也最貼近一般人的無疑是，法院判罪太輕及保護加害人多於保護受害人，導致犯罪人時常重覆犯罪和社會治安不佳。台灣的海外詐騙嫌犯若被遣送回台就歡天喜地，若被遣送去大陸就痛不欲生，是一明顯例子。我親身知道一例，一位熟識的教授住家被當地歹徒侵入受害，歹徒被逮後恐嚇教授，若在法庭指控他，出獄後將報復，教授估計歹徒關不了多久，嚇得趕快舉家移民國外。
為什麼法院多半輕判加害人？法官或檢察官收賄是可能原因，但是應該是少數，更主要的原因在於整個法律界的氛圍，為什麼法律界有這樣的輕判氛圍？台灣的法律界都取法自歐美先進國家(有些部份取法自日本，仍來自歐美先進國家)，歐美先進國家多半輕判加害人及重視被告權益，台灣法律界照搬跟進，於是形成類似輕判氛圍。例如歐洲先進國家特別重視廢死，台灣法界人士頗多跟進唱和，惡毒殺人都不判死，殺人之外，自然也不會重判。
司法的嚴厲或寬鬆應該與社會的經濟狀況相匹配，社會的經濟狀況越好，可以對犯罪懲處越寬鬆，社會的經濟狀況越不好，則需要對犯罪懲處越嚴厲。犯罪懲處是相對於一般生活的，人假使日子過得好，即使懲處不重，人也不願放棄其好日子，而犯罪被懲處；反之，人假使日子過得不好，則需有較嚴厲的懲處，才能阻嚇人去犯罪。古代的刑罰遠比現代重，就是這個道理。台灣近年竟有人故意犯罪，寧願去吃牢飯，顯示司法的嚴厲程度逐漸不匹配社會的經濟狀況。
台灣的經濟曾經相當不錯，但與歐美先進國家仍有差距，加以近十多年經濟成長停滯，台灣實在沒有條件照搬歐美的寬鬆司法氛圍，何況歐洲近年經濟不振，即使不考慮極端伊斯蘭教的恐怖攻擊事件，歐洲先進國家的社會治安多在走下坡，實在不值得我們學習複製。
台灣真需要有主體性，根據自己的環境，形成適合本身的司法氛圍，才能解決輕判加害人、過分保護被告的問題，也才能符合一般民眾的期待。然而台灣實行西方的三權分立、司法獨立，外界不該隨意介入司法，要改變司法界的氛圍，主要需靠司法界的自發性，司法界能否做到，不得而知，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是否能幫得上忙，也不得而知，我輩小老百姓好像只能聽天由命。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