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原來領先西方,但是十八世紀西歐開始工業革命,科技發展一飛衝天,很快把中國遠拋在後,原來領先的中國為何沒有開始工業革命,反而讓原來落後的歐洲搶到先機?這是社會科學界著名的「李約瑟難題」,讓人懷疑中國人是否創新能力不及西方人,即使近年中國重新崛起。
史丹褔大學講座教授歷史學家Ian Morris在2010年出版「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台灣中文譯本名為「西方憑什麼」),不只回答李約瑟難題,他建立衡量社會發展狀況的指標,根據考古和歷史記錄,比較過去一萬五千年的東方和西方社會發展指標,發現東方和西方社會曾經互有領先,而造成領先的原因是地理因素,而非文化、宗教、政治、基因和偉人等其他原因。若單只回答李約瑟難題,李約瑟難題可能成為一個特例,不容易讓人信服,Morris教授考慮世界歷史的長遠發展,獲得歷史發展的通則,很有說服力,其貢獻令人敬佩。
十八世紀工業革命發生的背景是十五世紀後期開始的地理大發現,包括1487年迪亞士航行到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和1492年哥倫布航行到美洲的古巴群島等,地理大發現使歐洲人可以殖民美洲新大陸,並且不需要經過中東和阿拉伯地區就能到達東方,大大擴展了歐洲人的發展空間,歐洲人既獲得相當大殖民和商貿利益,又因為遠洋航海的需要和對世界的了解,例如確證地球是圓的,而萌芽了近代科學,相信宇宙有機械式的自然規律,可以透過觀察、實驗,發現這些自然規律。由於歐洲和美洲之間的繁茂經貿墊高人力成本,加以近代科學的萌芽,於是發明出許多機械以取代人力,造成輝煌的工業革命。
早於西方發現新航路,明朝的鄭和在1405到1433年間曾率船隊七次下西洋,最遠到達非洲東岸,鄭和的船隊和航海技術勝過地理大發現時的西歐,為何鄭和或中國後繼的航海家沒有發現美洲新大陸,進而產生工業革命?(近年有人認為鄭和曾航抵美洲,但似乎沒有充分證據)這有兩個原因,首先,西歐跨越大西洋到美洲,約五千公里,而中國跨越太平洋到美洲,距離幾乎加倍,西歐佔盡地理優勢。其次,中國一向是陸路國家,航海貿易視為次要,因此鄭和之後,航海事業即中斷,而歐洲臨地中海,一向重視航海貿易,有強烈動機尋訪新航路,去探訪當時領先的東方世界(哥倫布至死都以為他所到之處是印度)。
根據Morris教授的理論和數據,過去世界的發展主要取決於地理因素,中國因為開發出富裕的江南和連通南北的大運河,曾經領先西方一千兩百年,西方則因為地理大發現,而在十八世紀啟動工業革命,幾乎主宰全世界,地理因素造成環境的改變,人類天生會適應不同環境,就環境的需要,去解決所面對的問題,使社會不斷進步,而不是文化、宗教、政治、基因、偉人和創新能力等因素決定過去的歷史。
現在的東方和西方愈趨相似,地球上似乎不再有新的地理優勢,雖然過去的歷史是越來越清晰,可惜無法從過去的歷史預測世界的未來。

據英國教授林恩發表的「全球智商地圖」,東亞是全世界平均智商最高的地區,這個地區的中、日、韓人平均智商達105,但這份地圖卻引發種族偏見的爭議。 林恩是厄爾發斯特大學教授,他去年出版「人種的智力差異:進化分析」一書,把全球分為十個地區,根據620份智力測驗結果分析各地區的平均智力。結果顯示東亞人平均智力最高,歐洲人以99居第二。 其後依次為愛斯基摩人(91)、東南亞和美國印第安人(87)、太平洋島國民族(85)、南亞及北非人(84)。而智商較低的有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67)、澳洲原住民(62),並列智商最低的是非洲卡拉哈里沙漠原住民和剛果雨林的俾格米人(54)。 林恩認為全球平均智商不滿90,智商高低有一半是基於遺傳因素、一半是環境因素。寒冷地區的人求生存較困難,需要較高的智慧。東亞冬天平均氣溫為攝氏零下7度, 是適合智商發展的條件。但也不是愈冷愈好,南北兩極的攝氏零下15度又太冷了,所以愛斯基摩人智商稍低。 林恩分析六百二十份研究報告、八十一萬名受測人,但其研究遭人批評引用數據及資料有限偏頗,甚至有種族偏見。林恩前年宣稱男性平均智商較女性高,二○○三年發表十大高智商地區排行榜,前四名為香港、日本、台灣、中國。 中國人的智商全球最高? 最近,包括新華社、《人民日報》在內的 中國傳媒都報道了一條新聞,標題做得頗為抓 人眼球:《專訪英國學者:中國人的智商全世 界最高》。 報道中提到的“英國學者”是 英國阿爾斯特大學名譽教授理查德·林 恩(Richard Lynn),他最近出版了一本新書 《種族智力的差異:一種進化分析》。不過, 他並沒有單獨宣稱“中國人的智商全球 最高”,而是試圖用調查數據證明東亞 人(包括中國人、日本人和朝鮮人)最聰明, 並力圖說明種族的智商水平與其富裕程度和經 濟增長率呈正相關的關系。 我在網上查到了林恩教授的個人網站和電 子郵件地址,給他發了一份郵件,問他是否願 意接受我的電話採訪。 林恩教授是智商領域的資深研究者,今年 已有76歲,我本不指望他能馬上回函,電郵聯 系純屬心存僥幸,“有棗沒棗打兩竿 ”。 不料,他很快回復,並爽快地答應了我的 採訪要求。 “丟失的環節”? 然而,為準備提問而進行的一番網上搜 尋,卻幾乎使我放棄了採訪的初衷。 我們居住的這個星球,如今最讓人觸目驚 心的經濟現象之一,就是不同國家懸殊的貧富 程度。造物主為何厚此薄彼?分析其中原因的 書籍可謂汗牛充棟,近些年來,在我有限的閱 讀範圍內,就有三本書讓我印象深刻:英國學 者約翰·凱(John Kay)的《市場的真 相》、秘魯學者赫南多·迪索托 (Hernando De Soto)的《資本的奧秘》和美 國學者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槍炮、病菌與鋼鐵》,談的都 是國家貧富和文明興衰。 《市場的真相》從經濟學角度分析各國貧 富的原因,副標題就叫“為什麽有的國 家富、有的國家窮?”;《資本的奧 秘》從法學角度分析資本“死”、 “活”對財富再生的影響,副標題 是“資本主義為什麽在西方取勝,而在 其它地區失敗?”;《槍炮、病菌與鋼 鐵》的野心更大,視野更廣,試圖從地理學、 生物學、病菌學、人類學、社會學等跨學科角 度解讀“人類社會的命運”(也是 副標題)。 所有這類的書提供的解釋似乎都言之成 理,但似乎都有點兒缺失:如果說經濟體制是 決定各國貧富的原因,那為什麽同樣實行資本 主義市場經濟的一些亞非拉國家卻難以走出貧 困的泥沼?如果說明晰的產權法律制度是區分 “好的”與“壞的”市 場經濟的標準,那為什麽有些完全移植西方法 律制度的發展中國家卻總是摘不掉“發 展中”這頂帽子?如果說文明興衰最終 取決於地理環境的差異,那為什麽歷史上強國 弱邦的更替變換有時也在同一緯度的舞臺上開 演?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教授菲利普· 魯什頓(Philippe Rushton)在評論林恩的研 究成果時稱,林恩找到了當代 “國富論 ”因果鏈條上的“丟失的環節 ”─ ─ 智商。 然而,林恩的研究在西方卻極具爭議,他 探討的話題甚至頗具爆炸性:種族之間智力上 有差異,那不就是種族主義的基本立論嗎?上 網搜尋一番後,我才發現,林恩的新書問世 後,西方主流媒體或是冷眼相視,根本不報 道,或是冷言相譏,報道中充滿質疑。當然, 引起爭議之處並不在於林恩所說的 “東 亞人比歐裔白人更聰明”,而在於他宣 稱的“白人比黑人智商更高”。 用魯什頓的話來說,林恩是在“雷區 ”探行,隨時會踩上“地雷 ”。 誰說學術無禁區?即使在號稱崇尚學術自 由、言論自由的西方,學術其實也有禁區:研 究種族智力差異就是一個禁區。但問題是,林 恩的研究是純學術嗎?就算是純學術,如果可 能會帶來更高的社會成本(如導致更嚴重的種 族歧視和種族沖突),如今種族構成日趨混 雜、文化色譜日趨多元的西方能夠承受得起 嗎?前幾年,一本同樣探討種族智商差異的書 《金鐘曲線(The Bell Curve)》在美國也遭 到類似爭議或冷遇,就是西方社會的學術自由 與種族和諧兩大目標之間存在張力的另一個例 證。 如何斟酌提問的措辭?怎麽把握寫作的分 寸?我一度很想藉故推掉這次頗難拿捏的採 訪。 但我最終還是撥通了林恩教授的家中電 話。 採訪實錄 電話中,我單刀直入,直奔主題:“ 智商測試是一個人智力的準確、全面的反映 嗎?” 林恩似乎不加思索:“是的。 ” 我繼續追問:“抽樣式的智商測試能 夠準確描繪一個種族或一個民族的總體智力狀 況嗎?” 這次,他猶豫了一下:“總的來說, 誤差率在四到五個智商點之內。” “那麽,你認為智商是解釋一個國家 富裕程度的唯一因素、最重要因素、主要因 素、還是次要因素之一呢?” 他又停頓了一會兒:“是否實行市場 經濟也頗為重要。” 我把話題轉向了中國:“自從中國實 行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以來,中國經濟持續高 速增長了20多年,這在多大程度上與你說的中 國人的高智商有關?” 林恩教授雖然年逾古稀,卻言鋒甚健: “幾乎完全相關。一旦中國開始引入市 場經濟,中國經濟便取得了驚人的成績,這是 因為中國人的聰明才智過去被僵化的經濟制度 束縛住了,市場經濟解放了中國人的智慧、能 量和創造力。相比之下,那些民眾智商較低的 國家和地區,盡管一直實行市場經濟,但經濟 增長卻很緩慢,甚至完全沒有經濟增長。 ” 我對他的“幾乎完全相關”的 說法提出了質疑:“北美洲和拉丁美洲 大多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又均屬歐裔移民 的定居點,為何貧富程度卻有很大差別? ” “在大多數拉美國家中,歐裔移民都 是少數族裔,而歐裔移民占人口多數的阿根 廷、智利和烏拉圭三國,也是最富裕的拉美國 家,但它們的經濟一直管理不善。 ” 在林恩教授的另一本專著《智商與國富 論》中,他僅僅列出了決定國家貧富的三個因 素(根據重要性大小排列):國民智商水平高 低;是否實行市場經濟;是否擁有有價值的自 然資源。這次在回答我的問題時,他似乎在無 意中承認:除了他過去說的三個因素外,還有 一個經濟管理好壞的問題。 我又把話題轉回了中國:“你在新書 中說,中國人智商高於歐洲人,你又說,智商 是決定國家貧富的最重要因素,那麽,為什麽 最早進入工業化社會的是歐洲人,而不是中國 人呢?為什麽近代以來中國人的發明創造遠遠 不如西方呢?” 林恩語速放慢、字斟句酌地說:“中 國傳統文化似乎不鼓勵創新,甚至扼殺新思 想、新創意,中國的教育制度更註重灌輸已有 的知識和培養循規蹈矩的聽話者,而非標新立 異的創新者。另外,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大 一統的國家,而歐洲小國林立,互相競爭,雖 然基督教歷史上也扼殺新思維,但新思想、新 創意總能在互相競爭的國家中找到用武之地。 ”
主因還是滿人漢化太深.學到漢人中華傳統文化那些過時迂腐的思想(自許為天朝上國妄自尊大.視四 周為蠻夷之邦.以四書五經為經典.嚴守祖宗成法聖賢言論)只要這些老舊觀念不改.就算是讓漢人的漢唐明盛世來也是照樣被西方船堅砲利痛宰. 別忘了清朝初期康熙可是歷史上盛世.比起漢唐只有過之而無不及.那是因為康熙剛入關不久.漢化尚不深.思想開明接受傳教士帶來的大批西方科學工業技藝.康 熙雅好西學甚至跟傳教士合編數學書籍.可惜自雍正後又落入傳統中國天朝上國的思維.頒布禁教令閉關鎖國.而後西方卻開始工業革命.註定中國日後挨打的命運... ----- 二月河:中国的唐代和今天美国,有相同的地方。如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机器,武力都很厉害;都拥有世界上最高的GDP。美国现在是占世界20%,唐代已经达到40%。唐代的长安是国际大都市,当时欧洲的人来唐朝朝拜,很羡慕。到乾隆年间我们的GDP还有30%,但是到了道光年间就发生了鸦片战争,中国就变成了半殖民地的黑暗旧中国。两千多年以来中国的GDP一直是世界第一,但是说落后就落后了。 我曾经给43位中科院的教授上课,问他们当中有没有人既是政治家、农学家、数学家,又是军事家、书法家,还精通几门外语。康熙就是这样的人。数学当中的一元二次根,他很早就解过,还有农学中在试验田种植双季稻,都是他。康熙甚至还组建了我国第一个皇家科学院。 如果商贸来往从康熙时期不停,西方工业革命的信息可使中国的工业革命大致与西方同步,或许就不至于有鸦片战争。所以我讲,康熙是中国的潘多拉。我写这三位皇帝,就是想表明,我们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却没有抓住机遇,与工业革命擦肩而过。我用这样的艺术形式来告诉大家,我们民族曾经发生这样的事情。历史总是在提醒我们,不要重蹈覆辙,作家的责任就在于此。 ----- 儒家文化幾千年來重道德輕錢財的觀念害慘中國! 孟子說:"何必曰利?唯有仁義而已" 過於主張道德高尚而視追求財富為罪惡 因此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士農工商四大階級中工商業排最低 然而西方近代之所以航海大探險/工業革命/發展資本主義.最基本的出發點就是"追求利潤" 也就是所謂的富國強兵 然而中國仍然相信中國仁者無敵以王道征服四週蠻夷.視西方這些工業製品發明為"奇技淫巧" 這造成中國與西方這兩百年來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