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視台灣與中國

北京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的閻學通教授是中國知名的智庫學者，對於中國外交政策的制定有相當大影響力，他在2013出版「下一個十年全球變局大預測」，在書中提出中國的外交應以「王道」思想與美國的「霸道」思想相抗衡，最近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亞投行和中國與巴基斯坦所建立的「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正體現了王道的精神，從思想到實踐，相當精彩。
閻教授認為美國的國際主導地位主要植基於它的物質力量，並不受到多數國家的真心擁戴，因此是霸道，中國不只要有物質力量，更要以道義提高其戰略信譽，作為首要的外交目標，以獲得多數國家的擁戴，這樣就是王道，或者稱為道義現實主義。美國一直以平等、民主、自由，作為它引領世界的思想，閻教授則提出公平、正義、文明，作為中國引領世界的思想，要從國內到國外，一致地予以實踐。中國自鄧小平掌權，多年來實行韜光養晦的外交政策，不結盟、不當頭，閻教授認為，現在的中國在海外以經貿為主的各種活動大增，產生許多安全問題和政治衝突，必須改變不結盟、不當頭的政策，積極承擔更多的國際安全責任，並為友邦提供安全保障，以物質實力和道義建立戰略信譽，以戰略信譽贏得更多盟友，依靠眾多的盟友實現民族復興。
一些評論者把「一帶一路」計劃比為美國在二戰後支援歐洲復興的馬歇爾計劃，兩者是有相似之處，但是「一帶一路」更顯得正義無私，歐洲和美國相同，都屬白人基督教文明，背景相同，又同屬先進世界，只是一時受戰爭摧殘，對比之下，「一帶一路」上的很多國家與中國的背景很不相同，卻長期貧窮落後，更需要國際的支助。
中國發起設立亞投行大為成功，是因為中國的公正無私，一些重要的國際金融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資金來自許多國家，但都被美國掌控，握有否決權，早已令很多國家不滿，亞投行的細部章程雖然尚未制定，但是中國的公正開放態度，讓大家一致擁護。

前幾天藝人楊又穎因為網路霸凌而輕生去世，聽到消息的民眾都很難過，對網路霸凌大加撻伐，網路霸凌非常普遍，很多人都遭遇過，因此更覺得心有戚戚焉，大家都希望減少網路霸凌，有辦法嗎？
有些人提出面對網路霸凌的方式，就是別理它、別把它放在心上，把網路霸凌想成是不小心踩到了狗屎，這當然是正確的心態，可是有些人內心沒有那麼堅強，就是會被網路霸凌弄得痛苦不堪，還是應該全面減少網路霸凌才對。
網路霸凌可能違反許多法律，如公然侮辱罪、誹謗(毀謗)罪、妨害秘密罪等，並不是無法可管，為什麼那麼普遍？大家都不怕犯法嗎？顯然是因為在網路上散佈訊息太容易，而且常常可以匿名發佈訊息，或實名發佈訊息再自行刪除，無論如何，要追查發佈訊息者不容易、成本高，讓加害人覺得可以隱藏自己，無須為行為負責。另一方面，台灣人的法治觀念本來就不強，違反上述法律，一般也都輕判，很多人自由慣了，根本沒把這些法律當回事。

明年初總統大選，民進黨提名主席蔡英文參選，國民黨的一些檯面人物還在猶豫是否參選，目前只有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確定參加國民黨的總統初選，在這個狀況下，前衛生署長楊志良突然宣佈也將參加國民黨的總統初選，蔡的民調明顯領先國民黨的檯面人物，過去的民調卻不曾列入楊，楊算得上是一匹黑馬，讓總統選舉變得比較精彩。
楊志良博士是公共衛生專家，大部份人生任職於學術界，2009年63歲時才轉入公職，擔任衛生署長，2011年1月二代健保一案在立法院三讀通過後，即請辭衛生署長，離開公職。楊博士雖然擔任公職的時間很短，卻是台灣全民健保的主要規劃人之一，他在1988-1990年間擔任行政院經建會全民健保規劃小組召集人，1990-1994年間擔任中華民國醫院行政協會秘書長，在這兩個職位上傾力協助政府規劃全民健保，終於使全民健保在1995年推出上路。

離明年總統大選只剩八、九個月，民進黨已經確定了參選人蔡英文，國民黨卻還無法決定，有人推辭、有人觀望、有人當仁不讓、很多人在勸進、更多人則呼籲藍營大團結，看樣子國民黨要到五月中才會確定人選，無論誰被提名，藍營有可能大團結嗎？團結就能勝選嗎？明年總統大選的主軸會是什麼？或者換句話說，目前台灣政治的主要議題在哪？認清政治的主要議題，大致能預判未來的選情。
藍營有可能大團結嗎？藍營除了國民黨，還有親民黨、新黨、和一些小黨，雖然理念相近，但是分裂已久，早有不少積怨，即使國民黨內，有些政治人物彼此也有心結，為了勝選，政治人物是有可能和解，或至少表面上握手言歡，但是從網路上的言論看，政治人物的支持者有些比政治人物激情得多，是不可能大團結的，藍營被提到的人選中，朱立倫支持度最高，但是仍有一些藍營支持者非常反感朱的某些作為，例如撤銷王金平的黨籍案、放棄某些黨產等(雖然多數民眾可能贊成這些作為)，因此不願意支持朱，至於其他的人選，更難以成為藍營的共主。

研究應該重質不重量，台灣卻幾乎是反其道而行，學術研究量的擴充大概是起於早年政府常參考先進國家的研發投資佔總預算的比例，總覺得台灣的研發投資比例遠低於先進國家，於是加速擴充大學和教授/學者員額，另一方面，為了迅速提升研究水準，以多種方式鼓勵、獎勵教授/學者發表學術論文，因此產出大量的博士和學術研究，短期之內對研究水準的提升是頗有功效，但是很快就達到上限，近年再也很難進步。
研究的質為什麼比量重要？看一個大家都有感的例子，網際網路改變了全世界，當初網際網路的發明是一個年輕電腦科學家Tim Berners-Lee所獨立完成，其貢獻比一千篇一般的學術論文加在一起還大得多。觀察家多年前攻讀博士時，曾經問指導教授，博士論文大約要寫多少頁，指導教授笑著回答：「據說(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的博士論文只有五頁，不過一般的博士論文通常有幾十頁、上百頁」。量不重要，質才重要。

前兩天在科技部的學術諮議會上，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經費分配的比重成為討論的焦點，科技部長徐爵民的觀點是，未來要著重「可解決台灣社會、經濟、產業問題」的研究，部分對台灣不重要的研究不再是補助重點，前國科會副主委孫以瀚和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則強調基礎研究的重要，認為目前政府投入基礎和應用研究的經費約為二比八，在企業只投入應用研究的情況下，科技部應維持此比例，不可再減少基礎研究經費。
台灣政府投入不少經費在學術界(主要是各大學)的科技研發上，當然希望有助於社會、經濟、產業的提升，但是似乎一直成效不彰，是因為經費不足嗎？還是另有其他原因？照理說應用研究較能直接幫助社會、經濟、產業，因此該再增加應用研究的比重嗎？

中國社會原來領先西方，但是十八世紀西歐開始工業革命，科技發展一飛衝天，很快把中國遠拋在後，原來領先的中國為何沒有開始工業革命，反而讓原來落後的歐洲搶到先機？這是社會科學界著名的「李約瑟難題」，讓人懷疑中國人是否創新能力不及西方人，即使近年中國重新崛起。
史丹褔大學講座教授歷史學家Ian Morris在2010年出版「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台灣中文譯本名為「西方憑什麼」)，不只回答李約瑟難題，他建立衡量社會發展狀況的指標，根據考古和歷史記錄，比較過去一萬五千年的東方和西方社會發展指標，發現東方和西方社會曾經互有領先，而造成領先的原因是地理因素，而非文化、宗教、政治、基因和偉人等其他原因。若單只回答李約瑟難題，李約瑟難題可能成為一個特例，不容易讓人信服，Morris教授考慮世界歷史的長遠發展，獲得歷史發展的通則，很有說服力，其貢獻令人敬佩。

最近阿帕契案一直延燒，成為台灣最大的新聞，軍官勞乃成擅自帶親友團參觀阿帕契武裝直升機，嚴重違反軍紀，參謀總長和陸軍司令因此史無前例被記過處分，不只此案，最近幾年國軍在軍紀、保防和管理方面多次出事，包括洪仲丘案和多起共諜案，使國人對軍方極度不滿、強烈指責，國軍已經是問題叢生，必須要從根本改革才行，新聞上看到的都是表象問題，根本問題不解決，表象問題恐怕很難真正改善。
國軍的根本問題多半不是國軍本身的問題，而是國家定位的問題，中華民國是否是中國？要往「兩岸統一」方向走，還是往「台灣獨立」方向走？傳統國軍的中心思想是根據中華民國憲法，國軍都是中國人，要為中華民國而戰，現在台獨的聲浪相當大，若是台灣走向獨立，國軍是否要為台獨而戰？對於大部份的非軍人，我們或許可以不想統獨，只管多賺點錢過日子就好，對於要流血拼命的軍人，他們不可能不問「要為中華民國、還是為台灣國而戰？」
國軍的假想敵無疑是對岸中共，過去台灣不論民間還是軍方都大力灌輸反共思想，當時共產黨的施政確有許多錯誤，例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讓民不聊生、社會瀕臨崩潰，反共是理直氣壯，很有號召力；但是中國自改革開放以後，各方面都突飛猛進，崛起的中國令世界側目，現在要國軍反共，道理何在？現在是開放社會，國軍不可能閉上眼睛，接受反共思想。若沒理由反共，國軍又為何而戰？
國軍過去有五大信念，國家、責任、榮譽、主義和領袖，自2007年才去除主義和領袖，領袖指的是蔣介石，因為國軍源自國民革命軍，由蔣所創建，而蔣又是領導抗日戰爭、戰勝日本的民族英雄，換句話說，2007年以前的國軍，包括現在所有的中階以上軍官，都極尊敬蔣介石，視蔣為精神領袖，然而現在許多綠營的支持者不時侮辱蔣、損毀蔣的銅像，讓很多軍官痛心疾首，既痛恨綠營的反蔣操作，又不滿馬政府的軟弱，如何能心悅誠服為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