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視台灣與中國

兩岸的政治制度有很大的差異，但是在教育方面卻是相當相似，這大概是因為兩岸的文化背景類似，都承襲了中國超過千年的科舉制度的精神，兩岸的教育都注重考試，而且儘量是大區域統一命題，紙筆就能作答，並有標準答案，以保證考試的公平性，然後根據考試成績分派學校，成績較好的學生進入較好的學校，被分配到較多較佳的學習資源。
兩岸的教育目標也很相近，大致上各有五個教育目標，台灣的五育是德、智、體、群、美，而對岸的五育則是德、智、體、美、勞(勞育是勞動技術教育)，差別只有群育和勞育，理想上教育的目標是五育並重，然而因為注重考試，造成考試引導教學，在上述的六個教育目標中，德育和群育完全不能以考試評比，體育和勞育難以以紙筆測試，而美育則少有標準答案，因此都被排除於一般的考試之外，只剩智育成為實際上教育的主要目標，而且特別注重智育中易於考試評比的部份，考試窄化了教育的目標，這是兩岸教育的基本特徵，影響深遠。
在國家發展的初階段，人民的智育程度是最能立即提高生產力的，例如工人的識字率高，就容易學會基本的生產技術，會有較高的生產力，然而兩岸目前都已經通過了發展的初階段，需要多元的教育目標，才能開發出多方面所需的人才，而且每個人天賦不同各有所長，多元的教育目標才能發掘出每個人的天賦長才，讓社會全面均衡進步，這時獨尊智育成了教育上的缺點，急需改正。

觀察家和多數人一樣，過去聽過一些，但不清楚所謂的白色恐怖時期，前天第一次到馬場町紀念公園(當地是很多政治犯當年被處決的刑場)，參加了「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所舉行的「五Ｏ年代白色恐怖秋祭慰靈大會」，昨天到會的有幾百人，多數是當初的政治受難人和其第二代、第三代的家屬，了解及回想那段歷史，令人難過而感觸良多。
白色恐怖起於1949年，國民黨因國共內戰失敗撤退到台灣，為了防止共產黨在台灣滋長擴散，頒佈戒嚴令，擴充了認定犯罪的構成要件，只要是匪諜、共產黨、親共者、有社會主義思想者、或有政治異見者，均可不經審判，或由簡易的軍事法庭加以逮捕審判，處以重刑甚至槍決，白色恐怖時期一直到1987年解除戒嚴才算結束。白色恐怖時期長達38年，最慘烈的是最前的十年(往後敢犯禁的人自然少了，慰靈大會因此著重五Ｏ年代的白色恐怖)，受難人包括本省人和外省人，大部份的受難人都是思想犯，既不是匪諜、共產黨，更沒有破壞國家社會的行動，只是因為有社會主義言論或思想而獲罪。受難人不只是本身受難，其家人親屬也多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對待，如工作受限、被查問行縱等，非常令人同情。
台灣現在贊成台獨的聲音相當多，而早期主張台獨的許多知名人物都是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受難人，如美麗島案的施明德、林義雄、陳菊等，於是傾向台獨的民進黨和台聯黨都有意或無意地把白色恐怖宣傳成國民黨對台獨意識的打壓和對台獨人士的迫害，其實在白色恐怖時期，國民黨打擊的主要對像是親共者和社會主義思想，對台獨人士的迫害對比之下是較少較輕微的。

台灣最近最受矚目的新聞是頂新企業集團再爆黑心油事件，激起全民公憤，全面抵制頂新關係企業的各種產品，董事長魏應充因而被收押偵辦，幾乎同時，頂新去年的摻假混油案經過近一年的偵辦，終於偵結起訴，然而同案的較小企業大統長基卻已二審重判，讓人懷疑檢調對大企業似乎網開一面。此外，占據較少媒體版面的，去年電子封裝大廠日月光的廢水污染案最近一審宣判，董事長張虔生獲判無罪，而其他涉案主管/員工都獲輕判和緩刑。面對頂新和日月光，一般民眾對於大企業只管賺錢，不顧社會公義，而政府和司法對大企業拿不出辦法，甚至包庇縱放，是罵聲不斷、深惡痛絕。
像頂新和日月光這樣的大企業出事，一定既牽涉地方政府，也牽涉中央政府，於是藍綠兩黨立刻互推責任，想盡辦法揭發，甚至羅織，對方和企業主之間的政商關係，以獲取政治利益，其實如前文貪污與民主所述，實行選舉式民主，政治人物和企業主的政商關係根本是常態，否則政治人物哪有龐大經費支持其選舉？萬一選舉失利，哪有錢維持其政治團隊？越大的政治人物需要越大越多的政商關係支持，而這些可能都是合法的，較小企業送錢給政治人物需要立即的回報，構成貪污罪，大企業資本雄厚，不需要立即的回報，兩、三年後回報，沒有對價關係，不構成貪污罪，是完全合法的政治獻金！
台灣的司法制度對資本家是特別有利的，即使不以非法手段賄賂檢察官或法官，資本家有很多方法可以合法脫罪，以去年立法院長王金平幫綠營的柯建銘關說其司法案件為例，不但司法機關辦不了王(沒有金錢對價關係的司法關說似乎無法可管)，一般民眾也普遍同情王，基於前述的政商關係，資本家要找有力的政治人物幫它合法關說司法案件是太容易了。

過去三十多年中國模式(詳見了解中國模式)的成功幾乎受到舉世普遍的推崇，推崇之外的少數批評主要指向中國仍未實行民主制度，民主是一個概念，可以有很多實行方式，在此是指歐美和台灣所實行的選舉式民主，例如由全民選舉國家元首，中國該實行選舉式民主嗎？
探討中國是否該實行選舉式民主，有一個很鮮明的對照組，就是過去的蘇聯和現在的俄羅斯，蘇聯和中國一樣都是廣土眾民的大國，過去都實行共產主義，蘇聯是由許多不同種族的加盟國所組成，中國，雖然沒有加盟國，卻有相似之處，包含了新疆和西藏這類少數民族居住的龐大地區，中國是在1978年鄧小平掌權以後開始政經改革，而蘇聯則是在1985年戈巴契夫擔任最高領導人之後開始政經改革，時間上差距不遠，在改革之前，蘇聯是共產世界的領袖，在經濟實力、工業基礎、科技能力等各方面都領先中國，又擁有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
中國的改革主要是引進西方的自由市場經濟(詳見了解中國模式)，蘇聯的改革則再加上引進西方的選舉式民主制度，伴隨著民主，自然給予加盟國較多的自治空間，結果導致1991年蘇聯的全面動盪和解體，加盟國紛紛獨立，至今蘇聯只剩下本土俄羅斯，並與獨立後的前加盟國，如車臣、喬治亞、烏克蘭等，發生多起戰爭或衝突(獨立就像夫妻離婚，很少沒有衝突的)，現在的俄羅斯在經濟、一般工業、社會等各方面都逐漸落後於中國，唯一領先的項目大概只有當年共產世界龍頭所殘存的武器工業。

最近香港為了爭取普選特首掀起了占領中環的街頭運動，起初占中的聲勢非常浩大，但是隨著時間拉長，反占中的聲音逐漸出來，占中和反占中大致代表反中國和親中國的兩股力量，兩者幾乎勢均力敵、相持不下，很有可能造成香港的認同分裂和長期政經動盪，讓人擔心香港未來的前途。

台灣人對於香港反中國和親中國的對峙一點都不陌生，大致上正對應到台灣台獨與反台獨的對峙。台灣自從二十多年前開放黨禁，逐漸民主化，也曾發生許多街頭運動，至今藍綠對立嚴重，幾乎到了不擇手段、黑白不分的地步，造成政府失能，經濟停滯，任何改革都難以推動，最後全民都受害。對比之下，假使香港也走上認同分裂和街頭運動的道路，其後果恐怕會更嚴重，因為台灣有高比例的工業和科技業，受政治和街頭運動的影響比較小，而香港主要是金融業和觀光/零售業，對於政治穩定和街頭運動都是特別敏感的，有台灣的前車之鑑，香港人真要仔細想想是否要走上台灣之路。

2005年3月14日中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反分裂國家法，是一部針對台灣海峽兩岸關係的國家基本法律，兩岸至今未有政治談判，有的只是政治人物的一些口頭宣示，口頭宣示多少會有含糊籠統，而政治人物更可能更迭，因此政治人物的口頭宣示其實遠不如法律影響深遠，反分裂國家法立法至今快十年了，該是時候平心靜氣認真思考該法對台灣的長期影響。

前兩天中國的阿里巴巴集團在美國的紐約證交所成功上市，承銷價68美元，市值1676億美元，股票交易價很快衝上90幾美元，使它的市值超過2000億美元，阿里巴巴的主要業務是電子商務，以它目前的市值，超過美國電子商務的龍頭亞馬遜和eBay，可以說阿里巴巴已經一舉登上了電子商務的世界領先地位。(台灣人對阿里巴巴可能不太熟悉，但是很多台灣人常上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寶網網購各種商品)

中國習近平上台以後大力反腐打貪，揭發了許多駭人聽聞的貪腐大案，在海峽這邊的台灣，馬英九原是以清廉形象選上總統，但是在任六年多，同黨部屬(包含縣長、民代、高官等)涉及貪污事件不斷，難道貪污是兩岸的共同特徵、歷史共業嗎？
台灣人自從逐漸民主化以後，總覺得政治應該比較清明，貪污事件應該逐漸減少，但是實際上兩次政黨輪替似乎完全沒有達到減少貪污的效果，原因為何？多黨民主體制可以防止貪污其實是一種迷思，看看亞洲的許多民主國家，如印度、泰國、菲律賓等，貪污都很嚴重，就很清楚了。

中國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十七年了，到今年以前大致平順，今年開始，香港人為了爭取全民選舉香港的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而有幾十萬人走上街頭，並且號召若北京不同意普選，即占領中環(中環是香港的金融中心)來抗爭，幾個月間風起雲湧，雖然未來的發展猶未可知，民主對於民眾的強大吸引力可見一斑，為什麼民主有這樣強大的吸引力？
選舉式民主對於民眾最明顯的吸引力是民眾手握投票權，讓人有當家作主的感覺，而原來高高在上的政治人物在選民面前必然變得很謙卑，讓一般平民覺得受到難得的尊重和自我滿足。可惜民眾當家作主的感覺時常只是一種假象，其實多受制於媒體的包裝和操控，觀察家在前文 台灣總統選舉的利弊得失 回顧了台灣的總統選舉，多數民眾從龐雜的媒體資訊中，難以真正了解候選人，因此選舉的結果事後驗證並不令人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