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視台灣與中國

觀察家的女兒目前在台北的一個小公司擔任職員，負責和國外客戶聯繫，從女兒口中，見證了一個台灣公司的起落興衰，恐怕蠻有代表性的，這個公司專門做禮品筆的外銷，從公司老闆的家庭生活看起來，這個公司過去應該很不錯，賺了不少錢，曾經在中國深圳擁有一個約有兩百個工人的工廠，由台北公司接歐美的訂單，交給深圳的工廠生產，然而兩年多前，公司老闆眼見利潤越來越薄，就把深圳的工廠賣給當地企業家，放棄了製造部份，只做歐美接單、深圳出貨的貿易部份，逐漸地貿易部份也越來越不好做，公司顯然快要收攤了。
女兒任職公司所遭遇的困難不難理解，首先，禮品筆的設計和製作幾乎早已定型，技術門檻不高，若沒有特別的創新，售價難以提升。其次，中國工人的工資持續調漲，成本自然墊高。其三，大陸企業家有在地優勢，管理大陸工廠勝過台灣老闆管理大陸工廠。其四，中國市場崛起，對於禮品筆的需求提升，可能逐漸超越歐美的禮品筆市場，中國市場由中國人自己行銷很順手，這樣台灣人與歐美市場的貿易聯繫的重要性自然降低，也容易被取代。最後，公司創辦人已年老退休，現在的老闆是其子姪輩，似乎沒有創辦人當年篳路藍縷的精神。
女兒任職公司走下坡的現象和背後的原因恐怕適用於很多台灣的中小企業，不只中小企業，即使大企業也遭遇中國企業的強力競爭，不只中國企業的競爭，一些技術層次頗高的企業可能面對另一類的挑戰，美國正在推動製造業的復甦計劃，美國的製造業過去因為國內成本高，很多生產線都外移到中國大陸(設立分公司製造或由中國製造商代工)，近年因為幾個因素而有回流的趨勢：首先，美國成功開發頁岩氣，降低了能源成本。其次，新技術如3D列印縮短製造流程，有助於少量多樣的高端製造。其三，製造靠近市場，節省運輸成本。最後，研發、生產和市場整合能提升服務品質，即所謂的「製造業服務化」。根據媒體報導，著名的蘋果公司已經宣稱將把部份生產移回美國，可能某種程度影響台灣鴻海/富士康在中國的代工業務。

台灣的前途應該是每個住在台灣的人都會想到的問題，包含兩方面，個人主觀的期望和客觀的預期，每個人主觀的期望各有不同，而且可能感情因素多於理智因素，因此無法說理辯論，另一方面，撇開個人主觀的預期，綜合兩岸和國際的態勢，卻可以客觀地分析和預知台灣的前途，兩岸終將統一，是耶？非耶？
中國自兩千多年前秦始皇統一天下，實行中央集權以來，雖有分裂的時間，國土也有時增、有時減，但是大部份時候是統一的，即使在分裂時，政治領導者和多數民眾都是以統一為目標，大一統可以說是中國人的天然成分，無法改變的，十三億人幾乎都有這樣的信念，力量龐大無比。
中國歷代的領土時有增減，有可能接受喪失台灣嗎？回顧歷史，中國曾經喪失的領土多屬邊陲之地，或是少有人居住，或是主權歸屬不明確，像台灣這樣世人矚目、有明確條約割讓日本又歸還中國的領土，中國是絕不可能割捨的，尤其現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遠高於古代中國(古代中國天下思想多於民族主義)，任何一個國家領導人若失去台灣，必將成為民族罪人，這是中國必然全力追求兩岸統一的原因，也是中國制定「反分裂國家法」的背景。

觀察家一直服務於學術界，和兩岸的年輕人總有一些接觸，雖然未必很深入，卻是第一手直接的感覺，年輕人是最有活力的，在現在網路時代，恐怕也是最有擴散和影響力的，能在網路上製造風潮，更不用說是未來社會的中堅，從年輕人應該可以看到國家社會未來的發展。
總的來說，對岸的年輕人比台灣的年輕人似乎樂觀得多，對岸的年輕人書念得好的，會計劃出國留學或在大陸念研究所，都覺得信心滿滿；台灣的年輕人若書念得好，則會擔心出國能否申請到獎學金，若念本地研究所，投資報酬值不值得，總是瞻前顧後、考慮很多；對岸的年輕人若書念得不好，很多反而特別野心勃勃，似乎想證明自己在讀書以外的才幹；台灣的年輕人若書念得不好，多覺得自己前途茫茫，不曉得要做什麼；兩岸的年輕人樂觀和悲觀的差別相當大，對未來每個人的發展影響很大，為什麼會這樣？有可能扭轉嗎？
最明顯的原因當然是，對岸持續高速發展三十多年，經濟一直成長，個人所得增加，年輕人自然對未來有樂觀的預期，對比之下，台灣過去十多年經濟成長少、所得沒增加，年輕人自然傾向悲觀，這是一時無法改變的。

台北市長柯文哲在三八婦女節的「性別議題公共論壇」上提到，台灣「進口」卅萬外籍新娘，引發婦運團體和外籍配偶群起抗議，柯再度因歧視女性言論引發風波，隔天柯總算勉強道歉，卻說「吃燒餅會掉芝麻，但我掉芝麻的次數太多了」，把歧視女性和新移民當成芝麻小事，其實現在世界的人口和移民問題是一等大事，幾乎決定了一個國家的興衰，首都市長怎能輕忽這個議題。
世界的已開發國家大多面臨人口高齡化，出生率降低的問題，生活改善和醫療進步造成生命延長，高齡人口增加，另一方面，年輕人工作壓力大，又希望更實現自我，造成生育率降低，高齡化和生育率低導致勞動人口相對被扶養人口的比例降低，也就是所謂的「食之眾，生之者寡」，國家如何能進步？於是多數已開發國家都逐漸引進移民，希望以年輕移民補充不足的勞動力，然而移民與原來國民的語言文化背景多半有差異，而且大多來自較貧窮地區，所受教育可能較不足，如何能讓移民適當融入本地社會成為重要課題。
綜觀世界，歐洲早已面臨高齡化和生育率低的挑戰，因此引進了不少移民，在很多國家，移民及其後裔都已超過所有國民的10%，移民多數來自地理上相近的中東和北非地區，由於移民及其後裔多數信仰伊斯蘭教，與歐洲原來信仰的天主教、基督教不同，移民家庭融入社會的狀況一直不佳，造成移民家庭多數貧窮，自覺受到歧視，對社會不滿，這是近年歐洲發生許多示威抗議和動亂的主要原因，有些移民後裔甚至加入伊斯蘭國(IS)，成為善戰的恐怖份子，再暗中回流歐洲，成為歐洲最大的威脅。和歐洲不同，日本雖然面臨高齡化和生育率低的挑戰，卻很少引進外國移民，日本一直自詡是優秀的單一民族，本質上很排外，政策上對外國移民就不友善，因此移民一向很少，使日本成為最嚴重的高齡化社會，是日本經濟失落了二十年的主要原因。

中國自1979年開始「改革開放」，至今成果斐然，受到舉世推崇，然而實行改革開放並不容易，改革開放的路並非盡是坦途，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門事件就是改革開放路上的一大難關，中國當時雖然克服這個難關，天安門事件一直餘波盪漾，未來仍會有影響，經過了超過二十五年，該是時候來評斷當年這個重要事件。

政治人物一般都野心勃勃，又牽涉多方利益，有些還要參與選舉，只要稍一不慎或一時把持不住，就可能涉入司法案件，變成被告(指被起訴甚至收押)，當政治人物變成被告，該有什麼態度？其他相關的，特別是同黨的，政治人物又該有什麼態度？政治人物面對司法案件的態度全社會都在看，是頗有影響的。
藍營和綠營的政治人物面對司法案件的態度常常很不一樣，被告為自己辯護，不承認犯法，是天經地義的，這一點藍綠政治人物當然都一樣，不同的是綠營政治人物時常會加上司法不公、政治迫害的聲明；另一方面，當綠營的政治人物被起訴，同黨同志通常是同聲支持被起訴的同黨同志，一起抗議司法不公、政治迫害；很不同的，當藍營的政治人物被起訴，同黨同志通常是立即切割，與被起訴的政治人物劃清界線，似乎想避免火燒到自己。藍綠政治人物歷年被起訴的案件很多，媒體多有大幅報導，在此就不指名列舉他們和同黨同志的態度了。

這兩年發生了洪仲丘事件和太陽花學運等大型的社會運動，再加上去年底九合一選舉無黨籍的柯文哲高票當選台北市長，使台灣的政治生態產生相當改變，年輕人對政治的影響力增加，最近這些社會運動的領導者(或許稱為出頭者更恰當)紛紛踏入政治，宣佈組黨並參選明年初的立法委員選舉，這些運動的領導者多與綠營有相當關聯，但並非傳統綠營政治人物，宣稱要形成藍綠之外的第三勢力，第三勢力有發展空間嗎？
第三勢力不是一個新鮮名詞，國民黨和民進黨以外的小黨都曾自許為第三勢力，但是至今沒有分到多少政治板塊，沒有形成多大的影響力，原因似乎很明顯，小黨多是從大黨分裂出來，雖一時崛起，但沒有明顯不同的政治主張，支持者於是逐漸被大黨吸回去，例如台聯黨似乎是民進黨的影子，親民黨跟國民黨差不多，只是多了游走藍綠之間的投機，新黨比國民黨多了一點統派色彩，但並不明顯。
以台灣目前兩黨政治的窳敗，第三勢力照理該是很有發展空間的，藍綠兩黨彼此既惡鬥又分贓，為了台獨和反台獨的假議題(誰也不敢宣佈獨立，所以是假議題)，惡鬥不休，為反對而反對，稍有爭議的政策都無法妥協，另一方面，能通過的政策都是少數人密室協商而來，是典型的分贓政治，永遠符合兩大黨和其背後財團的權益，大部份人因此對兩大黨都不滿意，是第三勢力的好機會。
借鏡歐美的政黨政治，多數民主國家都是以左、右派政黨的折衝競爭為主，右派政黨傾向資本主義，比較站在資本家一方，著重經濟發展，左派政黨則傾向社會主義，站在勞動者一方，注重資源的公平分配，台灣的兩大黨都聲稱站在勞動者一方，但是勞動者始終是弱勢族群，需要更多的保障，台灣因此有左派政黨的空間，關鍵是第三勢力是否能填入這個空間，獲得多數勞動者的支持。
如上述，台灣目前狀況有第三勢力的發展空間，然而實際政治卻不這麼樂觀，首先，立法院的政黨門檻很高，一個政黨必須有3.5%以上的得票率才能獲得政黨補助款的支助，有5%以上的得票率才能分配到不分區立委席次，而單一選區兩票制更是明顯對小黨不利。其次，台灣民眾習慣含淚投票，即使最滿意小黨的候選人，但顧及到小黨候選人多半難以當選，常寧願投票支持不是最滿意的大黨候選人，小黨候選人因此很難冒出頭。其三、目前宣佈組黨並參選立委的政治新人多來自近年的社會運動，與綠營有相當淵源，其政治主張與傳統綠營能否區隔，猶待觀察，如無法明顯區隔，終將被綠營逐漸吸納。
台灣的兩黨政治已是毛病叢生，亟需加入多元的聲音，以打破兩黨的壟斷和無效率，然而已有的體制和多數民眾的觀念並不容易改變，想要參與政治的新人恐怕得有長期奮鬥的準備，才可能看到一點成績。

前兩天中信金副董事長薛香川為企業主們叫屈，社會的反商仇富心態將導致企業不敢投資，並且應該降低富人的稅賦，針鋒相對的，前衛生署長楊志良則說，社會不是反商仇富，而是沒有公平正義，如果財富只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要叫老百姓如何拚經濟？台灣有多少比例的人反商仇富或認為沒有公平正義很難說，但是確有不少人為此心懷不滿，因此這是一個重要議題，影響企業家的投資意願和老百姓的工作熱誠，即使還沒到楊志良所說要革命的程度。
企業主們的意見是，企業只要依法正當繳稅，就沒有公平正義的議題，政府不該用各種方式增稅，加重企業的負擔，然而很多人質疑的是，現行的法律和稅制是否太偏袒企業主？例如房地產的持有和交易稅都偏低，造成有錢人很容易靠炒房地產賺大錢，而一般人則買不起房。
台灣的法律和稅制基本上都是由立法院把關，有多少立法委員能代表一般勞動和受薪階級？似乎很少。很多國家的勞動黨，或類似政黨，受到各方工會的支持，都是人多勢眾的大黨，台灣的勞動黨卻是一個沒有立委席位的小黨；一般立法委員選舉需要大量經費，只有企業主能提供充分政治獻金，立法委員多半和企業主關係密切是理所當然的，再加上台灣政治的藍綠對立嚴重，多數選民在乎藍綠意識形態，超過勞方資方的意識形態，政治人物自然大多站在企業主一邊，雖然口頭上一定宣稱站在勞動大眾一邊。
台灣的法律表面上看似對勞動者很照顧，詳盡規範了適當的勞資關係，但是對於違反法律的企業主的罰則卻相當輕微，完全無法阻嚇企業主違法，勞動者因此難以得到應有的保障，以勞動基準法為例，若企業未依法給付加班費，可處以二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的罰鍰，對於稍有規模的企業，這樣的罰鍰金額實在是不痛不癢，而本來就處於弱勢地位的受害勞工怎會有動機去檢舉違法的企業主？這樣輕的罰則導致很多企業都不依法給付加班費，主管機關根本查不勝查，勞動者自然心有不甘，逐漸變得反商仇富。
台灣勞工的權益無法獲得保障的另一個原因在教育，很多勞工不知道他們該有的權益，勞保扣繳是明顯的例子，很多企業主為了減少支付雇主須負擔的勞保費用，把員工的薪資低報到主管機關，告訴員工薪資低報可以少扣繳勞保費，就像少繳所得稅一樣，於是員工欣然同意，員工不知道將來退休時，能領回的勞保給付會減少，受害的是自己。台灣的教育多著重在抽象學理面的知識，忽略實際生活面的知識，很多人受了不少教育，卻不知道該如何生活，不了解自己該有的權益，是我們教育的許多缺點之一。
經濟要好、生產力要提升需要勞資雙方都覺得公平合理，上述的法律規範太鬆和教育的問題應該都不是很難解決的，法律規範變嚴看似對企業主不利，但是勞資關係真正改善，民眾自然就不會反商仇富，生產力也會提升，其實是雙贏的，就看大家要不要改。

台灣經濟成長停滯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創新不足，特別是高科技業創新不足，高科技業的新創企業無論是家數，還是投入的資金都偏低，新創企業少，無法刺激已有企業創新和升級，因此經濟成長趨緩。媒體近來關注這個議題，特別是這兩天，中國阿里巴巴的馬雲宣佈100億的創業投資基金，更成焦點，高科技創新和教育、社會觀念都有關聯，讓我們藉機看看高科技創新不足背後的原因。
新創企業少有其社會因素，現在的年輕人受其父母輩的照顧比較多(甚至成為媽寶)，多習慣於安逸的生活，創業的動機本就比較低，若想要自行創業，父母多半不贊成，通常會警告子女，創業很辛苦，壓力非常大，失敗的比例高，不如進入成熟的大企業，逐步升遷，生活比較穩定可靠，這樣的說法對多數人可能是對的，卻可能遏殺了少數適合自行創業的人。

近年台灣民眾贊成「台獨」的比例逐年成長，尤其是年輕人，被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認為「台獨已是年輕世代的天然成分」，伴隨台獨意識的自然是「反中」的思想，厭惡中國、反對中國，多數人的台獨和反中意識大概是感性多於理性，不需要理由，也無法說理，但是觀察家還是希望理性地探討，傾向台獨和反中對台灣好嗎？(在此先釐清「傾向台獨」，不是正式宣佈台獨，若正式宣佈台獨，中國就根據反分裂國家法，以武力統一，無須探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