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的閻學通教授是中國知名的智庫學者，對於中國外交政策的制定有相當大影響力，他在2013出版「下一個十年全球變局大預測」，在書中提出中國的外交應以「王道」思想與美國的「霸道」思想相抗衡，最近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亞投行和中國與巴基斯坦所建立的「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正體現了王道的精神，從思想到實踐，相當精彩。
閻教授認為美國的國際主導地位主要植基於它的物質力量，並不受到多數國家的真心擁戴，因此是霸道，中國不只要有物質力量，更要以道義提高其戰略信譽，作為首要的外交目標，以獲得多數國家的擁戴，這樣就是王道，或者稱為道義現實主義。美國一直以平等、民主、自由，作為它引領世界的思想，閻教授則提出公平、正義、文明，作為中國引領世界的思想，要從國內到國外，一致地予以實踐。中國自鄧小平掌權，多年來實行韜光養晦的外交政策，不結盟、不當頭，閻教授認為，現在的中國在海外以經貿為主的各種活動大增，產生許多安全問題和政治衝突，必須改變不結盟、不當頭的政策，積極承擔更多的國際安全責任，並為友邦提供安全保障，以物質實力和道義建立戰略信譽，以戰略信譽贏得更多盟友，依靠眾多的盟友實現民族復興。
中國社會原來領先西方，但是十八世紀西歐開始工業革命，科技發展一飛衝天，很快把中國遠拋在後，原來領先的中國為何沒有開始工業革命，反而讓原來落後的歐洲搶到先機？這是社會科學界著名的「李約瑟難題」，讓人懷疑中國人是否創新能力不及西方人，即使近年中國重新崛起。
史丹褔大學講座教授歷史學家Ian Morris在2010年出版「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台灣中文譯本名為「西方憑什麼」)，不只回答李約瑟難題，他建立衡量社會發展狀況的指標，根據考古和歷史記錄，比較過去一萬五千年的東方和西方社會發展指標，發現東方和西方社會曾經互有領先，而造成領先的原因是地理因素，而非文化、宗教、政治、基因和偉人等其他原因。若單只回答李約瑟難題，李約瑟難題可能成為一個特例，不容易讓人信服，Morris教授考慮世界歷史的長遠發展，獲得歷史發展的通則，很有說服力，其貢獻令人敬佩。
2001年章家敦出版「中國即將崩潰」，斷言中國會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前崩潰，這樣聳動的預測一時頗為轟動，至今卻早已被證明錯誤，但是每隔一段時間，又會有人做類似的預測，只是炒新聞的效用是越來越低，中國真可能崩潰嗎？
「中國崩潰論」的出現顯然是由於前蘇聯崩潰的啟發和類比(當年卻沒有人預測到蘇聯的崩潰)，中國和蘇聯原來都是共產主義國家，蘇聯對共產制度做了一些修正，然後導入西方的民主制度，造成國家的全面失控和崩潰，中國和蘇聯有何相同和相異之處？會有同樣的命運嗎？
翻閱世界史，宗教和政治的關係千絲萬縷，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教文明的數百年競爭既涉及宗教、也涉及政治，在中國，宗教對政治的影響小一點，但是皇帝還是「天子」，很多農民暴動或起義都有宗教的影子，近代科學昌明，宗教的影響似乎理應變小，但卻不然，伊斯蘭國(IS)的宗教、政治、恐怖主義綜合體令世界震驚，「疆獨」和「藏獨」都是政治和宗教的綜合問題，「法輪功」雖然影響有限，仍能吸引不少關注，甚至最近的「慈濟」經營爭議似乎也牽扯上了政治，令人感慨嘆息。
在古代世界，「政教合一」很普遍，宗教信仰的力量龐大，利用宗教力量凝聚人群是很自然的，然而政教合一卻是非常極權的，統治者是神或神的代表，被統治者對統治者只有絕對的信服，而不會有一點質疑，比奴隸還不如，奴隸至少會心有不甘；另一方面，政教合一又會把很多宗教和道德信條嚴格地加諸被統治者，限制了被統治者的思想自由，使科學、技術、哲學的發展都受限。
毛澤東和蔣介石一樣，是近代中國最有爭議的政治人物，而毛因為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他的影響更加深遠，中國共產黨認為毛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被毛打倒的國民黨則把毛視為萬惡不赦的罪魁禍首，撇開國共兩方的一面之辭，我們該如何客觀地評斷毛呢？
稍微熟悉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中國歷史可以分為很多朝代，有些朝代只有短短一、二十年，有些朝代則長達數百年，朝代與朝代交替的時候通常都有殘酷的改朝換代戰爭，是人民生活最痛苦和匱乏的時候，以國人最有感受的近代來看，自1911年清朝瓦解，到1928年國民政府北伐成功，是一次改朝換代戰爭，從1946年到1949年又是一次改朝換代戰爭，中間又插入抗日戰爭，這幾十年之間中國人真是飽嘗艱辛、不堪回首，都希望不再有這樣的改朝換代戰爭，中國未來能跳脫過去的改朝換代歷史定律嗎？
在此不去看歷史上那些短命的朝代(包括大陸時期的中華民國)，因為它們是還沒建立穩固就垮了。每個朝代都是家天下，父傳子，若無子則傳給近親，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是皇帝，其次是少數所謂的宰相(各朝稱謂不同)，領導其下的各級官員，當時都是農業社會，雖有工商業，遠不如農業重要。長命朝代崩潰的過程有很多類似之處，朝代初建時，社會重整，改朝換代戰爭使人口減少，大部份農民都能分到田地，日子好過，當時都是自由經濟，官員、知識份子和富人等的競爭力比沒有知識、只有勞動力的農民強得多，即使施政正常，久而久之，資源自然越來越集中到官員、知識份子和富人等手中，農民逐漸失去土地，變成佃農，最後甚至活不下去，於是爆發農民暴動或革命，再進入改朝換代戰爭。假使皇帝、宰相和官員等的施政不佳，朝代崩潰的過程會加速，這很常見，因為家天下，皇帝只是從很少人裏挑出來，一般都資質平庸，而宰相又是由皇帝選任的。
中國自1979年開始「改革開放」，至今成果斐然，受到舉世推崇，然而實行改革開放並不容易，改革開放的路並非盡是坦途，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門事件就是改革開放路上的一大難關，中國當時雖然克服這個難關，天安門事件一直餘波盪漾，未來仍會有影響，經過了超過二十五年，該是時候來評斷當年這個重要事件。
1980年代中國開始鉅變，雖然部份人經濟生活有改善，但是通貨膨脹、求職困難、社會變動大，加上官員腐敗等問題，導致1989年4月15日許多北京的學生與民眾以悼念前總書記胡耀邦的名義進行集會活動，要求抗通膨、反腐敗、政府問責以及言論自由等，抗議行動一直持續到6月，聲勢最高漲時，有大約100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參與示威，抗議活動並漫延擴展到全中國400多個城市，中國政府曾以和解態度與示威群眾展開談判，但是無法獲得雙方都能接受的妥協方案，在談判過程中，政府領導高層意見出現分歧，最後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和其他黨內元老決定使用武力鎮壓，造成數千學生與民眾傷亡，反對鎮壓的總書記趙紫陽被免去所有職務，改革開放政策頓挫，許多西方國家以此事件譴責中國政府，並實施經濟制裁和武器禁運。
「改革開放」使中國從一個實行極端社會主義的農業國家，迅速轉變成半社會主義、半資本主義、以工商業為主的國家，社會的急劇改變使很多法律一時都難以跟上，過去「人治」的色彩自然比較濃，中國的領導者瞭解人治不如「法治」公平而能持續，近年很重視法治的改革，特別顯著的有2013年底起在互聯網公布法院裁判文書、廢止勞動教養制度和2014年18屆四中全會(共產黨18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的依憲治國、依法治國。
大陸司法界有感於透過司法裁判文書的公開，才能促進司法公正、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在2013年底由最高人民法院通過，指令各級法院的判決書必須在網路公開，並設置「中國裁判文書網」公開各類裁判文書，該網包括民事、刑事、行政、執行和涉外等五類裁判文書，民事文書下再細分為普通民事、商事和知識產權三類。
習近平自2012年擔任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以來，外界最看得到的內政政績無疑是反腐打貪，所謂的蒼蠅、老虎一起打，中國過去的每任當政者都會宣稱要打擊貪腐，但是從來沒有像習這次這樣雷厲風行，真正抓出那麼多蒼蠅和老虎，習因此獲得人民的極高支持度，去年底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決議成立新的反貪總局，顯示習還會繼續大力打擊貪腐，並把打擊貪腐的工作制度化。
中國的貪腐問題是多年累積下來的，近年尤其嚴重，為什麼會這樣？最近的一則新聞至少顯示了部份原因，中國的公務員已經十二年沒有調薪，今年終於準備要大幅加薪，過去的十二年幾乎是民間企業調薪幅度最大的時期，民間職工薪水已經漲了兩、三倍，公務員完全沒加薪，簡直是逼公務員貪腐。為什麼會這樣？觀察家的研判是，在前任最高領導人胡錦濤時期，貪腐即已相當嚴重，但是胡因為政治基礎不穩固，第二任才掌軍權，使他無力打擊貪腐，不能打擊貪腐，還給公務員加薪，必然造成民怨沸騰，只好不給公務員加薪，但是公務員不加薪，貪腐自然更順理成章、更嚴重。習先打擊貪腐，有些成績之後，再給公務員調薪，可以說是官民雙贏、合情合理。
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現在是世界第二，但是因為人口眾多，中國目前的人均收入只有約7000美元，即使考慮購買力平價指數的影響，中國的實質人均收入比先進國家仍有相當大的差距，此外眾所周知，中國仍面臨很多嚴重問題，如貧富不均、城鄉差距大、環境和生態惡化、醫療照顧和社會褔利不足、官僚系統貪瀆嚴重、群眾抗爭事件多、疆獨和藏獨的恐怖活動等，有這麼多弱點，為何世界對中國崛起如此矚目？只是因為它的總量大嗎？當然還有其他因素，讓我們檢視中國令世界矚目的主要因素。
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幾乎是一個純農業國家，實行共產主義和計劃經濟，所有的生產設備屬於國家，主要的社會制度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三十多年之後，現在的中國是以工商業為主，融合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實行相當開放的市場經濟，尊重私有財產和資本家，其社會制度則是從個人到家庭、再到國家的一般自由體制。在世界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像中國這樣龐大的國家，在這樣短的時間，做這樣巨大的改變，而能保持穩定並獲得成功的，而中國的起點又非常低，在改革開放之前，其人均收入還不到200美元。在這樣短的時間，做這樣巨大的改變，很多制度和法律無法立即跟上，中國有前述的許多問題是不足為奇的，要克服這些問題，中國還需要很多改變，相對於過去三十多年的巨大改變，未來所需的改變恐怕算是比較小、比較容易，因此讓世人抱持樂觀的預期。
中國面對政治改革，已有許多討論，很多人懷疑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否適合中國，是否有比西方更好的民主制度，又能適合中國的國情？政治制度的設計應該讓執政者有正當性和合法性，西方的民主制度主要是讓人民有選舉權，執政者透過選舉獲得人民的授權，也獲得其執政的正當性和合法性，本文將列舉選舉式民主的缺點，然後提出人民的考評權以取代選舉權，人民的考評權讓執政者有正當性和合法性，讓執政者更重視人民的需要，又頗能適合中國的國情。
本月4日到11日APEC (亞太經濟合作年會) 在北京召開，會前台灣關注的焦點是馬英九總統能否出席年會，並會見習近平，會後台灣關注的焦點是中國和南韓完成兩國之間的FTA(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對台灣經貿的影響，很快地APEC的相關新聞被九合一選舉的大量新聞所覆蓋，大概沒有多少人真正注意到這次APEC的許多重要議題，以及中國在這些議題上所扮演的角色。
首先應該要了解APEC的重要性，APEC的成員國包含中、美、俄、日、韓等，超過二十個國家，是相當大的國際組織，APEC最受媒體矚目的是各國最高領導人的會面，但是在各國最高領導人會面以前，從上屆APEC年會結束時開始，早已舉行許多次會前會，例如資深官員會議、財政部長會議、財政次長會議、企業諮詢委員會、貿易部長會議等等(全部列出有將近三十次)，雖然任何國家最高領導人之間的會議之前，一定先有高級官員之間的會議協商，但是很少像APEC會前會這樣極為廣泛而細緻，換句話說，APEC不只是最高領導人的會面，其經濟合作共識是真正能被執行落實的，這是APEC比很多其他國際會議重要之處。
過去三十多年中國模式(詳見了解中國模式)的成功幾乎受到舉世普遍的推崇，推崇之外的少數批評主要指向中國仍未實行民主制度，民主是一個概念，可以有很多實行方式，在此是指歐美和台灣所實行的選舉式民主，例如由全民選舉國家元首，中國該實行選舉式民主嗎？
探討中國是否該實行選舉式民主，有一個很鮮明的對照組，就是過去的蘇聯和現在的俄羅斯，蘇聯和中國一樣都是廣土眾民的大國，過去都實行共產主義，蘇聯是由許多不同種族的加盟國所組成，中國，雖然沒有加盟國，卻有相似之處，包含了新疆和西藏這類少數民族居住的龐大地區，中國是在1978年鄧小平掌權以後開始政經改革，而蘇聯則是在1985年戈巴契夫擔任最高領導人之後開始政經改革，時間上差距不遠，在改革之前，蘇聯是共產世界的領袖，在經濟實力、工業基礎、科技能力等各方面都領先中國，又擁有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
中國自從鄧小平當政實行「改革開放」，至今三十多年，在經濟、科技、國防等多方面都有大幅進步，震驚西方世界，而中國所採行的政治體制與歐美極為不同，西方學者因此群起研究中國的成功之道，稱為「中國模式」。
中國無疑是最影響台灣未來的因素，台灣的平面和電子媒體上卻很少探討中國模式，有些媒體甚至仍把中國稱為極權共產國家，完全昧於現實，實在令人擔憂台灣的未來前途(台灣是翻譯了一些有關中國模式的書籍，但會詳讀書籍的人顯然只有少數學者專家)。
前兩天中國的阿里巴巴集團在美國的紐約證交所成功上市，承銷價68美元，市值1676億美元，股票交易價很快衝上90幾美元，使它的市值超過2000億美元，阿里巴巴的主要業務是電子商務，以它目前的市值，超過美國電子商務的龍頭亞馬遜和eBay，可以說阿里巴巴已經一舉登上了電子商務的世界領先地位。(台灣人對阿里巴巴可能不太熟悉，但是很多台灣人常上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寶網網購各種商品)
世界各國的競爭最主要是看經濟實力，而最直接影響經濟實力的是商業的效率，電子商務無疑是最有效率的商業模式，因此電子商務的成功可以提高傳統商業的效率，對於經濟實力的成長貢獻極大，例如一些偏遠地區的產品已經透過淘寶網直接賣到世界各地，從這個角度看，阿里巴巴的成功上市不只是一個公司的成功，而是中國商業效率和經濟實力繼續增長的保證，其意義不同凡響。
中國至今實行所謂的「一黨專政」，即共產黨專政，「專」這個字讓人想到專制獨裁，好像很恐怖，但是回想台灣在蔣經國時代也等於是一黨專政(蔣晚年才開放黨禁)，一些民調顯示，經歷過那個時代的台灣人，多數覺得蔣經國時代是至今最令人滿意的年代，經濟大幅成長，貧富差距小，社會和諧，兩岸都曾經是一黨專政，一黨專政到底是好是壞，值得深究。
中國的絕大部份官員或公職人員都是共產黨員，因此共產黨可以視為是官員或公職人員的培育和考核組織，申請入黨時，共產黨會對申請人調查評估，看申請人是否身家清白，是否有服務熱誠，若符合要求，入黨以後，共產黨會對黨員進行教育訓練，包括例如到偏鄉服務弱勢民眾，經過評估表現好的黨員就被分派去擔任基層的公職人員，然後視施政表現逐步升遷。對比現在台灣的制度，台灣人要通過高普考等國家考試才能擔任公職，但是一試定終生，會考試不見得有服務熱誠和施政能力，是其弊病。
中國大陸近十年來一般受薪階級的加薪幅度相當大，沿海地區的薪資所得雖然仍稍低於台灣，由於沿海地區的很多物資來自比較貧窮的內陸地區，物價還稍低於台灣，沿海地區的實際生活水準幾乎和台灣拉平了。
中國受薪階級的長期大幅度加薪開始於大約十年前，最高領導人胡錦濤向企業界的公開喊話，於是很多人認為中國因為仍是「極權」國家，領導人有極大的權力，因此企業主不敢不遵從指示給員工大幅加薪。真正的原因當然不是這樣，中國的領導人早已了解薪資水準主要取決於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怎麼可能把權力伸入千千萬萬的各行各業？而且公開喊話的效力竟然長達十年？
周永康是中國共產黨前任的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2012年卸任)，因為中國實行以黨領政的集體領導，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議是最高權力機構，因此周是僅次於最高領導人的最高階幹部和官員。查辦周永康的貪腐大案對中國顯然是一件大大的好事，但境外媒體卻總要雞蛋裏挑骨頭，點出許多美中不足之處，真是可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