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是中國的一大片領土，有神祕的高原和藏傳佛教，又有極受矚目的達賴喇嘛和「藏獨」爭議，因此常受到世界關注，觀察家也關心、想認識西藏和藏獨，對於藏獨這樣的爭議主題，我自然想正反兩方的說法都聽聽，卻發現台灣只出版支持藏獨的書，幾乎看不到支持藏漢融合的書，台灣這樣偏聽一面之詞，如何能正確認識世界？
我剛讀完支持藏獨的作家唯色女士的新書「樂土背後：真實西藏」，上網順手搜尋一下，台灣自2003年始竟出版了14本唯色的書籍(或許搜尋有遺漏，實際數目可能更多)，恐怕沒有一個作家受到台灣如此青睞，只能說是台獨和藏獨相濡以沫、沆瀣一氣吧！唯色所說都是事實嗎？
觀察家觀察世界的原則，簡單說就是「與時俱進，以史為鑑」。世界一直在演變之中，觀察不能停在過去，須隨時接收新資訊，調整個人對世界的認知，就是「與時俱進」。唐太宗曾說：「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近代國家的興替比古代複雜得多，國家的發展屬社會科學，雖有很多理論，不像數理科學有絕對嚴格的邏輯支持，因此歷史事件的對照印證比雄辯滔滔的理論更近真理、更有說服力。
中國大陸近一百年來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急劇的改變超過任何其他地方，因此觀察中國特別需要與時俱進，與時俱進看起來不辯自明，是老生常談，很多人卻做不到。以六四天安門的學運領袖為例，他們當年的熱血令人欽佩，但是很多人至今活在當年的情境裡，持續宣揚反共和西方民主，完全漠視大陸二十多年來所獲得的大幅進步；類似地，長期接受反共教育的台灣人至今仍常以文化大革命、大躍進、反右等政治運動嚴厲批評中共政權，忘記了這些政治運動全都發生在四、五十年甚至更久以前，現在的大陸已經完全不一樣。觀察中國顯然應該多看它近三、四十年的發展，較少關注它很早以前的歷史。
近一年來，一個新名詞在中國大陸迅速流行，引人關注，這就是「互聯網+」。所謂「互聯網+」，就是「互聯網+X行業」，X可以是任何一個行業的名稱，如「互聯網+農業」、「互聯網+工業」等，如細分行業，則有「互聯網+汽車」、「互聯網+環保」、「互聯網+能源」、「互聯網+醫療」、「互聯網+零售」等，不勝枚舉。而「互聯網+零售」，其實就是B2C（企業對消費者）電子商務。
「互聯網+X行業」不是互聯網與某一行業的簡單相加，而是利用互聯網技術與平台，包括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與移動互聯網等，形成互聯網與某一行業的有機融合，以改造某一行業的進貨、生產、銷售與售後服務結構，以及其整個運行模式，從本質上提高行業的智慧化程度，進而提高其效率。
台灣剛完成總統和立法委員選舉，擁護西方民主者自然借機宣稱，台灣經驗證明中國人適合實行西方民主，因此中國大陸也該實行類似西方的民主制度，到底中國目前是否適合實行西方民主？
從字面上看，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一個政黨，它的政治主張是共產主義，即馬克思和列寧所主張的極端的社會主義。在1949年以前，共產黨確是這樣一個與國民黨爭天下的政黨，經過幾十年的演變，共產黨的名稱雖然不變，其實質內容已經大為不同，簡單說，共產黨既不共產，也不是政黨，那共產黨是什麼？很多人至今仍望文生義，抱持過去的認知，因此誤解了現在的中國共產黨。
在政黨政治之下，政黨需彼此競爭，爭取執政機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卻明定由共產黨執政，換句話說，現在的中國不實行政黨政治，共產黨雖名為政黨，不是政黨政治之下的政黨，共產黨既然一直執政，共產黨其實是中國的官僚系統，就像每個國家都有其官僚系統，中國的官僚系統名為共產黨。以台灣來對比，台灣人需通過高普考才能擔任政府公職，在中國大陸，有志擔任政府公職者需先加入共產黨，經共產黨的培訓和考核，若表現優異才能擔任政府公職，兩岸公職晉用的方式不同，台灣完全根據考試，對岸似乎更全面和周全。
中國自1979年開始「改革開放」，導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至今不到四十年，締造了驚人的成長奇蹟，從「一窮二白」變成世界的第二大經濟體，並且被預料不久會成為第一大經濟體。中國在成功發展之下，不是沒有隱憂，近年最被詬病的是中國已偏向所謂的「權貴資本主義」(又稱為「裙帶資本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或「權本主義」等)，權貴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變異，簡單說，就是商業上的成功與否取決於企業、商界人士和政府官員之間的關係是否密切，這當然不是好現象，有解決辦法嗎？
權貴資本主義的缺點很明顯，首先，它會造成不公平競爭，政府官員握有公權力，當政府官員介入商業，偏袒某些企業，勢必造成這些企業的有利局面，不利於其他企業，形成市場上不公平的競爭。市場經濟的原理是以公平的自由競爭，讓競爭力最強的企業勝出，以達到高效率的商業和經濟發展，不公平競爭的市場違背市場經濟的基本原理，必然降低商業和經濟的效率。其次，政府官員協助特定企業獲得競爭優勢，企業自然要回饋官員具體好處，於是形成以權謀利的不正當政商關係，是典型的官員貪瀆行為，最被人民所痛恨，甚至危及政權的正當性。
袁世凱是清朝末年、民國初年的重要人物，台灣的歷史書把袁寫成一個完全反面的丑角，在「戊戌變法」時背叛光緒皇帝，當大總統時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最後背棄共和、登基稱帝，失敗告終。這些都是史實嗎？是對袁的正確評價嗎？袁是否有好的一面？
近年的歷史研究肯定袁世凱是「維新」的主要推動者，很支持光緒皇帝1898年的「變法維新」，在光緒皇帝察覺慈禧太后要反撲的最後關頭，曾密令袁從駐地天津率軍入北京發動政變，推翻慈禧太后，袁的天津軍力遠不如北京衛戍部隊，因此猶豫不敢發動，這時慈禧太后迅即幽禁光緒皇帝，發令逮捕康、梁和「六君子」等維新份子，袁為了自保，只好趕快向慈禧太后輸誠，坦白軍事政變密令。「戊戌變法」的失敗不是由於袁世凱背叛光緒皇帝，向慈禧太后告密，而是當時維新派的勢力遠不如保守派。
非洲曾被稱為「黑暗大陸」，顯示它過去的落後、貧窮、政治腐敗和內戰頻繁，最近的十幾年，非洲已有相當大改善，許多國家從「低收入開發中國家」進入「中等收入開發中國家」之列，影響非洲最大的正是崛起的中國，中國現在是非洲最大的貿易伙伴，貿易額遠勝美非和歐非之間的貿易額，中國從非洲進口大量經濟發展所需的自然資源，而向非洲出口許多工程建設和五花八門的製成品，另一方面，大量中國人短期或長期移居非洲，據非正式的估計，中國人目前居留在非洲的已達百萬以上，而還在增加之中。
由於中國從非洲所獲得的似乎多於非洲從中國所獲得的，加以中國移民在非洲的勢力持續增大，經營成果多半優於當地居民，於是一些西方評論者開始批評，中國是非洲的新殖民者，記者和教授Howard W. French的近著「中國的第二個大陸：百萬中國移民如何在非洲投資新帝國」(China’s Second Continent: How a Million Migrants Are Building a New Empire in Africa) 就持這種觀點，雖然他的批評還算溫和。中國是新殖民者嗎？
剛從西安回到台北，這是我第一次去西安，旅遊了一個禮拜多，西安算得上是中國第一的旅遊城市，附近的景點非常多，八天根本玩不完，我從來不是旅遊玩家，不適合寫遊記，就不列舉去了哪些景點，只稍微說說在西安的見聞和感想，算是一個台灣人的觀點吧。
西安一般的物價比台北低一些，無論旅館、計程車、飲食的價格都頗合理，對比之下，旅遊景點的價格是蠻昂貴的，但是各景點的遊客，無論本國人還是外國人，都相當多，顯示景點的定價符合市場需求，景點值得其高價，因此能幫西安賺進大把鈔票，不像是社會主義，倒更像資本主義。
中國人一般對自己的古文明相當自豪，多認為在工業革命以前的一、兩千年，中國文明曾領先世界上大部份其他地方，因此中國文化是優越的，中國大陸現在號召「中國夢」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都以此為訴求，但是文明有很多面像，世界上的各種文明各有特色，似乎很難比較，因此反對者認為，對中國文化的自豪感是一種自大的、沒有根據的「大中國」思維，並不可取，這兩方面，誰比較有理？有沒有簡單的答案？
文明的比較牽涉到歷史學、考古學、文化人類學等，相當複雜，而且文明有很多面像，有些面像甚至無所謂優劣可比，若說中國文明在各個面像都曾領先世界，確是狂妄自大、沒有根據，不過時至今日，無論台灣、大陸，大家最在乎的面像無非是國家民族的生存和發展，主要就是人民能否過好日子，因此我們只鎖定這個面像，來比較中國文明與世界上的其他地方。
十幾年前，國際上對中國的崛起還頗多懷疑，尤其不看好中國異於西方的政治體制，隨著中國的持續成長進步，近年越來越多的學者、智庫和政治人物改變態度，相信中國崛起勢不可擋，並肯定中國模式的優越性，包括肯定中國的共產黨政治體制，讓我們看看這些外國人怎麼評斷中國模式。
著名的未來學研究者奈思比(John and Doris Naisbitt)在2009年出版「中國大趨勢」(China's Megatrends: The 8 Pillars Of A New Society)，對於中國的政治體制是這麼說的：「中國共產黨持續主政的狀態，有利於人民生計。長期的策略性計劃能夠施行，不會受到西式民主的任期屆滿必須改選的干擾和中斷。中國沒有在政治對立抗爭中受到撕裂，也沒有因為突然改道轉向而減緩速度，而是從改革一開始就朝向共同目標前進。自上而下的策略，受到自下而上的支持和參與。」「中國…正在創造一個和西方現代民主相對立、適合中國歷史與社會的政治模式，就如同美國在兩百多年前，創造了適合其歷史與社會的一個模式。」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創造了傲人的經濟發展成績，其經貿制度大多採自歐美，其政治制度則大致承襲了馬克思和列寧的共產黨體制，與西方很不一樣，因此被稱為「中國模式」，從另一方面看，現代中國的政治制度與歷史上的中國其實有許多暗合之處，似乎正印證了「政治離不開歷史與文化」。
中國自秦始皇統一天下，就廢除封建制度，實行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度，此後歷朝雖仍會把皇親國戚或重要功臣封為王侯，但多屬供養性質，而非擁有政治權力，與歐洲長期實行封建制度，至今仍殘存一些封爵，很不一樣。有兩千多年中央集權的歷史，現代中國實行中央集權是非常自然的，以中國的龐大，實行中央集權卻也是很獨特的。
中國股市從六月中開始大跌，半個多月市值跌掉近30%，造成人心惶惶、全球震動，直到總理李克強出訪歸國，以所謂的「暴力救市」，才逐漸把股市穩住，這是怎麼回事？嚴重股災預示了中國的經濟危機嗎？
不能只看中國股市急跌，中國股市是先急漲再急跌，以上海綜合指數來看，中國股市是緩跌了三年多，從去年中開始急漲，一年內從2000點漲到5000點，然後半個多月急跌到3700點，股市漲多回跌，本屬正常，但是急漲急跌就不大健康，其實台灣人應該對股市急漲急跌不陌生，一、二十年之前，台股也常有急漲急跌，這似乎是發展中國家不成熟股市的常態。
最近讀完Bill Hayton所著的「南海」(The South China Sea: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Asia, 2014)，剛巧南海的緊張情勢逐漸緩和，可以心平氣和地看看南海爭端的來龍去脈。
南海會成為多國角逐的緊張地區有四方面的因素，首先，各國都有民族主義，即使南海的眾多島嶼亳無經濟價值，各國也絕不願放棄領土主權；其次，曾有一些探勘報告認為南海某些地區蘊藏大量油氣，經濟價值高，雖然一直未獲證實，各國卻寧可信其有；其三，南海是歐洲、中東連通東亞海運的重要管道，每天大量物資(如石油)進出南海，幾乎成為東亞國家的生命線，中國和日本都擔心南海被敵對國家掌控；其四，藉由南海爭端，美國拉攏南海周邊國家圍堵中國。
在台灣介紹和討論「中國崛起」和「中國模式」的書，多是西方觀點，中國觀點幾乎都被封殺，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張維為2011年出版的「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在大陸大賣了35刷，竟在台灣未出版，一般人看不到，台灣這樣只聽一面之詞，何能正確認識中國？觀察家因此寫此書摘，呈現中國觀點的中國模式。
「中國震撼」的第一章是「不再誤讀自己」，要中國人認清中國崛起的事實，中國在很多方面，已經好過世界上多數國家，雖然中國還面臨許多困難和挑戰，如城鄉差距大、貧富差距大、腐敗問題、環境污染等，但是這些都是歐美先進國家當初崛起時也曾遭遇的問題，需要逐步解決，中國人不要貶低自己，對國家要有信心。中國崛起的獨特之處是和平，不像西方國家當初崛起時，伴隨大量戰爭和流血。
在台灣難得看到介紹中國的少數民族的書，「被隱藏的中國」正是這個主題，我於是立刻買下並很快讀完，書名的原文是「The Emperor Far Away」，直譯是「(天高)皇帝遠」，作者是David Eimer，英國人，多年擔任媒體機構駐北京的特派員，曾走訪中國邊疆的許多少數民族，本書是作者走訪的遊記，加上一些評論。
中國的少數民族人口大約是一億，占所有人口的不到百分之八，被官方區分為55個民族，部份民族希望被區分得更細，則可以區分為400多個少數民族，但官方尚不接受(台灣對原住民的區分也曾有類似現象)。中國存有大量少數民族的地區包含新疆、西藏、雲南和東北，被本書視為是中國的邊疆。新疆的維吾爾族和西藏的藏族有獨立傾向，東北的滿族和朝鮮族，以及雲南的大量少數民族和漢族則相處得相當好，完全沒有獨立的意圖。
台灣反中、反共最主要的說辭是，中國大陸是獨裁、專制、極權政權。幾十年前這種說法或許大致正確，現在的大陸早已不同，但是有些人卻仍然以此中傷大陸，讓很多人不明就裡、盲目反中反共。現在的大陸真是獨裁、專制、極權嗎？
根據政治學，專制政權一般指像古代皇帝一樣的君王有絕對的政治權力；極權政權的最高領導人也有絕對的政治權力，但通常不是君王，例如納粹法西斯政權，極權政權還強調對國家和人民的深度控制；獨裁政權僅強調最高領導人的絕對政治權力，因此獨裁的涵義比專制和極權廣泛，是專制和極權的共有特徵，我們將以獨裁這個共同特徵，檢視現在的中國大陸，是否符合獨裁、專制、極權。
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包括逐漸的工業化和都市化，中國原來是農業國家，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是農民，由於受限於土地，農業的產出總是有限，工業化才能提高產出、增加個人所得，工業化促成人口向都市集中而農民減少，農民減少後，適合以機械取代原來所需人力，因而提高農民的生產力，也能提高農民所得，中國正經歷工業化和都市化的過程，後者尤其能看出社會的演變進化。
2012年美國「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和很有影響力的智庫機構「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合作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2025年最有活力的城市」(The Most Dynamic Cities of 2025)，它們蒐集了全球2600個都市的資料，建立模型，預估這些都市從2010年到2025年的發展，包括人口和經濟總量(GDP)的增長，最後列出經濟總量預估增長最多的75個都市，被視為是全世界經濟成長最具活力的都市。
中國的快速經濟發展震驚世界，很多經濟學者、政治學者都爭相研究中國是如何辦到的，中國的發展龐雜多端，要掌握到重點頗為不易，最近讀完中央研究院院士朱雲漢所著的「高思在雲：一個知識份子對二十一世紀的思考」，書中簡潔清楚地指出中國成功的三個主要因素，非常中肯，令人有撥雲見日的感覺，朱院士不愧是政治學界的頂尖人物。
中國能夠迅速崛起，最獨特的優勢是它特殊的政治體制，中國從1949到1979年改革開放以前，完成了相當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它把土地和工業資本都國有化或集體化，這些成為改革開放之後快速發展的資本。一個貧窮的國家開始發展經濟，最大的困難是缺少資金，窮國的人民只能勉強糊口，政府和人民都沒有餘錢可以投資基礎建設，中國因為都市土地都是國有，地方政府靠「土地批租」，即轉讓土地使用權，就能籌措到發展基礎建設的資金，而且隨著都市的發展繁榮，土地批租的價格會水漲船高，於是能籌措到更多的資金，進行更大規模的建設。此外，中國建立了非常強的國家意識，能夠把資源集中使用在最需要的目標上，而其政治體制的動員能力非常強，可以達到社會最底層，因此執行力非常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