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大國，相對之下，台灣是一個小國，大國有大國的優勢和劣勢，小國有小國的好處和缺點，無論是大國還是小國，都要發揮自己的先天優勢，才能持續發展、利國利民，並扭轉其劣勢；反之，若不能發揮自己的先天優勢，國家要發展得好就難了。
根據基本的經濟學，小國地小人少，不可能所有東西都自己做，特別需要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只要少數行業有極強競爭力，產品銷售國際，就能支撐高人均所得，其他東西只須進口，會比自行生產的成本低。以此看台灣，能降低或免除關稅的國際自由貿易對台灣極為重要，無論是對中國的服貿、貨貿協議，還是對其他國家的自由貿易協定都應該趕快談、趕快簽，拖延就是誤國。小國人少，人均所得容易提高，國家容易治理，是其優勢。小國依賴國際貿易，經濟狀況容易受國際整體經濟的影響，是其無可避免的劣勢。
在約三千年有文字記錄的歷史裏，中國文明大部份時候領先世界其他地方，到清朝中葉，世界文明的方向反轉，中國文明開始大幅落後西方，但中國人花了約一百年，到清朝末年，才真正認清中國的落後，此後至今的約一百五十年，中國，包括台灣，一直在摸索復興之路，而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諸多變化之中，政治的變化是異常慘烈，而令人難以看清，每個政權或政黨為了爭取民眾的支持，都會盡力自我宣傳，並詆毀敵對的政權或政黨，在此正反資訊龐雜的狀況之下，很多人或是失望透頂、或是被某一方宣傳所洗腦，很難冷靜客觀地看待近代中國的演變。
中國自清末積弱、民生凋敝，任列強宰割近一百年，讓兩、三代的中國人看不到希望，有些人因此喪失了民族自信心，總覺得只有外國的月亮比較圓，不論中國和台灣做什麼、實行什麼制度都不看好、都嗤之以鼻，其實，在人類的漫長歷史裏，一、兩百年真不算長，中國就像一艘巨艦，巨艦要轉向本就不易，而巨艦上的船員們的舊經驗多已過時，要重新決定一個多數人認可的新方向，自然各有意見，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並不足為怪。兩岸目前各方面的發展已經優於世界上的許多國家，而仍在向上攀升之中，對比之下，過去領先的歐洲、日本都各有難題，陷入長期的經濟不振，兩岸在很多方面當然仍有改善空間，但實在沒有理由枉自菲薄，把兩岸的政治、經濟各方面都看得一文不值。
今天是2月28日，68年前的今天發生了慘痛的二二八暴力事件，造成台灣長期的裂痕，二二八事件曾被官方遮掩多年，解禁後對二二八的研究相當多，但因為牽涉政治，各方研究的觀點差距很大，觀察家不是第一手研究者，卻是科學家，願從不同的研究報告中，邏輯地推理出事件的真貌。近年台灣的獨立意識逐漸升高，與二二八又有多少關聯？
二二八事件起於台北一個很小的查緝私菸事件，查緝員打傷賣私菸的小販，被群眾包圍抗議，開槍示警時，卻誤擊打死看熱鬧的市民，於是抗議的群眾擴大，罷工、罷市，並集結於當時的台灣最高行政機關「長官公署」門口示威請願，過程中公署衛兵竟向市民開槍掃射，當場造成許多民眾死傷，局勢急遽惡化，民眾從此開始轉往毆打外省人，並蔓延到全台很多地方。
「改革開放」使中國從一個實行極端社會主義的農業國家，迅速轉變成半社會主義、半資本主義、以工商業為主的國家，社會的急劇改變使很多法律一時都難以跟上，過去「人治」的色彩自然比較濃，中國的領導者瞭解人治不如「法治」公平而能持續，近年很重視法治的改革，特別顯著的有2013年底起在互聯網公布法院裁判文書、廢止勞動教養制度和2014年18屆四中全會(共產黨18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的依憲治國、依法治國。
大陸司法界有感於透過司法裁判文書的公開，才能促進司法公正、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在2013年底由最高人民法院通過，指令各級法院的判決書必須在網路公開，並設置「中國裁判文書網」公開各類裁判文書，該網包括民事、刑事、行政、執行和涉外等五類裁判文書，民事文書下再細分為普通民事、商事和知識產權三類。
昨天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正式撤銷了立法院長王金平的黨籍上訴案，從2013年9月開始的「馬王政爭」終於算是結束了，馬王政爭幾乎造成國民黨分裂，兩岸的服貿協議在立法院延宕，間接導致去年的太陽花學運以及國民黨九合一選舉的大敗，影響可謂非常深遠，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涉入馬王政爭的一些政治人物？
馬王政爭起於檢察總長黃世銘向馬總統報告，監聽到王金平院長接受民進黨黨團總召柯建銘的請託，涉嫌向法務部長曾勇夫、高檢署檢察長陳守煌等人關說柯所涉及的司法案件，馬擔任主席的國民黨以此事件開除王金平黨籍，因為王是國民黨推薦的不分區立法委員，王若失去黨籍，即失去立法委員和立法院長職位，王隨即向法院提起「確認國民黨員資格存在」的民事訴訟，並在一、二審獲勝訴。
台灣有太多大學，不是好現象，雖然前文「如何讓大學退場？」提出辦法，讓經營成效不佳的大學退場，這不是短時間可以達成，我們還是得先面對大學太多所產生的問題，因為大學多，台灣百分之八、九十的中學生畢業之後，都進入大學，因此大學生的程度差距非常大，當學生的程度差距這樣大，因材施教就非常重要，但是很多大學似乎都做不到這點，造成大部份學生跟不上老師的教學，本來程度就不太好的學生更是雪上加霜，什麼都沒學會，實在可惜。
觀察家在大學任教，多年來或專任、或兼任，曾在頂尖公立大學、也曾在一般私立大學授課，發現在同一科系，每個大學的課程規劃都差不多，例如很多大學都有資訊工程學系，都有「資料結構」的基礎必修課，都是3學分，每週上3小時課，然而頂尖大學和一般大學的學生原本的學業程度卻差很多，同樣的課程內容，花同樣的時間，頂尖大學的學生學得會、學得好，一般大學的學生做不到，是很正常的，頂尖大學的學生一學期同時修習5門課，可以每門課都學得不錯，一般大學的學生同時修習5門課，很不容易學得好，學業基礎和天分都不如頂尖大學的學生，何能期望他們達到同樣的目標？這是揠苗助長，看似學了很多東西，但是每樣東西都一知半解、沒學會，為什麼不因材施教，讓程度一般的學生少學一點，但真能學會、學好呢？
兩岸同文同種，分別治理多年，雖然海峽分隔，卻是雞犬相聞，很自然會互相比較，因此兩岸幾乎是全方位的在競賽，這場競賽台灣曾大幅領先，近年對岸全面急起直追，越追越近，在有些方面甚至已經超越台灣，令我們憂心。兩岸的競賽是全方位的，不可能在此短文完全呈現，在此僅檢視雙方發展的一般現象及背後的主要原因。
台灣近十幾年經濟成長緩慢，人均所得少有提升，最明顯的現象是整個社會少有改變、難以改變，以最近的一些政策為例，管中閔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多年不成，只好喪氣走人；兩岸的自由貿易協定(服貿、貨貿)因太陽花學運，一直卡在立法院，沒有進展；本部落格提出許多教育問題，都是多年沉疴，長期沒有改善；政府提出任何政策，都是意見分歧，無法讓大家普遍接受，而反對者只管批評，也提不出可行替代方案，久而久之，公務員得到的教訓是，不做事會挨罵，要做事會被罵更多，還是不做事好一點。
媒體在現代社會的影響力非常大，有些人把媒體稱為第四權，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以外的另一獨立的權力，兩岸有各自的媒體環境，使兩岸的整體媒體狀況有相當大的差異，雖然近年雙方媒體有不少互動和交流。
比較兩岸的媒體，要比什麼？比誰的節目好看嗎？還是比誰會賺錢？很多人都對媒體有意見，對媒體有意見先要弄清楚媒體的目標是什麼，比較兩岸的媒體是要比較兩岸的媒體是否有達成媒體的目標，媒體的目標可以參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的設置目標如下(通訊傳播委員會並未涵蓋所有媒體，但所有媒體具有相似的目標)：
觀察家在大學任教，最難過的事情是，有些學生還算認真，但就是學不好、學不會，於是學生越學越沒興趣，老師也沒有成就感，其實是學生選錯系、入錯行了，但是不太容易改變，只好硬撐四、五年混畢業，勉強畢業以後，本行的專業能力不足，也沒興趣，於是只能找其他的頭路，上大學只拿到文憑，沒有專業，四、五年時間幾乎白費了。
台灣的學生念大學，通常都在入學時就須選定主修科系，很多學生在入學時並不清楚各科系要學些什麼，更不知道自己的興趣在哪、擅長什麼，多半是選讀就業前景比較看好的科系，等讀了一、兩年，表現不佳，才知道自己興趣不合、讀錯系，大學雖有轉系的機制，但是並沒有太大效果，每個科系都希望收較好的學生，因此會制定轉系的成績門檻，然而大部份興趣不合、讀錯系的學生成績一定不佳，多達不到轉系的門檻，無法順利轉系，就成了「男(女)怕入錯行」的犧牲品。
台灣一般從國中一年級開始學習英文(近年提早到小學三年級)，一直到大學，英文還必修一年，至少學了七年英文，但是大學生英語對話的能力仍然相當有限，落後新加坡和香港學生很多。近年台灣的人均所得落後新、港越來越多，雖然新、港是城市經濟體，與台灣有些不同，英語能力恐怕是台灣競爭力落後的主要因素之一。新、港曾是英國殖民地，英語的底子比台灣好，但是歐洲很多非英語系國家，不曾被英國殖民，其國民的英語普遍仍很流利，關鍵不是被殖民，是英語教育的問題。
語言教育包括聽、說、讀、寫四部份，小孩學習母語大致是照這個順序，台灣學生學英語卻只著重「讀」，讀懂英文句子和了解句子結構(即文法)，「寫」會練習一點點，近年開始有「英聽」測驗，但是目前大學只有少數科系採計「英聽」成績，「說」則未列入考試，沒人在乎。從小孩學母語的順序來看，「聽」和「說」似乎比「讀」要容易，例如一般對話所需要的字彙沒有讀文章所需要的多，不只英語，學生的課程多強調「讀」，比較枯燥乏味，「聽」和「說」有人際互動，比較活潑有趣，此外，「聽」和「說」比「讀」和「寫」實用性高，例如來個老外，對話是最基本的，我們的英語教育捨棄實用而容易、有趣的「聽」和「說」，只著重「讀」，是不智之舉。
